1989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发出的枪声在很多人看来与之后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枪声有象征性的联系。在展览期间，高氏兄弟参加了由使馆区JJ酒吧老板陈军以酒会的名义组织的政治活动：艺术家们被告知，如果可能，应该在一份由方励之给邓小平关于释放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的公开信上签名。魏京生是因为在“西单民主墙”上发表政治言论被逮捕的政治犯。在酒会的组织者看来，乘着改革开放的背景，应该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个时候，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正在培育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意识的呼声;东西方的冷战正在发生潜在性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混乱的社会生活给予了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和可能性，在这个背景下，高氏兄弟因家庭的早年遭遇对这个一党专制的现实和国家有深深的不满，当有人呼吁“民主”和“自由”的时候，他们具有同感。不过，不是所有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认为参与政治就可以改变政治的，有些艺术家根本就想避开政治。尽管有批评家和艺术家在被要求参与签名的时候离去了——高名潞带走了不少艺术家，可是高氏兄弟认为签署自己的名字并不“犯法”，他们认为艺术家“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留下来签了名……”——栗宪庭成为参与这个政治活动的批评家代表。

对艺术家是否可以或者应该参与政治活动的讨论经常发生，不过，当政治就在眼前需要行动的时候，艺术圈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分别。尽管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过，高氏兄弟仍然将那些在需要表达自己的基本政治立场的时候而逃离现场的艺术家看成是胆小鬼，看成是缺乏社会与历史责任感的人，以至于那些离开现场的艺术家或者批评家的信念也遭到了质疑，例如高强将一篇名为《庄严而虚无的灵光》的短文发在了《中国美术报》上，他批评了那些缺乏政治责任心的人，很多年后，高氏兄弟还是重复陈述了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从这酒吧签名事件透露出中国前卫艺术的庄严和虚无的真实状况。”他甚至评述到：“在当时，可以说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通过这个事件划出了一道界限，并且为每个人以后的若干年艺术上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尽管高氏兄弟的行为有其直接的历史原因，可是，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给予了如饥似渴的学习之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和功能问题再次被提示出来。1988年左右，批评界讨论着“纯化语言”或者“大灵魂”这样的话题，核心问题是，艺术究竟与现实是什么样的关系?

1988年的夏天，栗宪庭在《中国美术报》的第37期上发表了《时代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在这篇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混乱和焦躁的社会状况的文章里，栗宪庭针对部分艺术家和批评家强调“纯化语言”的观点做出明确的反对，他要那些天真的艺术本体论者清楚：“问题的实质并不在是否强调语言和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用什么样的标准强调它以及如何把握当代美术发展的大趋势。” 在1987年开始的对绘画语言的讨论表明了部分艺术家的内心冲突，新潮运动被认为使用了太粗糙的语言，而灵魂离开语言也许很难得到清晰的理解，所以他们产生了一种事实上已经脱离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态度，指望对“语言”本身进行研究，来消除越来越怀疑的灵魂的徘徊。1988年仍然是形而上的现代主义时期，文字构成的语言的开放性还完全没有显露，只有极少数艺术家如像张培力、吴山专、黄永砯已经走出了习惯与逻辑的疆界，他们已经开始放弃“意义”的征程。而这个时候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栗宪庭面对混乱的局面——粗糙的现代主义、无精神内涵的学院主义和已经发生的后现代主义，却因为内心的一种社会责任和无法屡清的艺术现实，只能借用现代主义的“灵魂”来呼唤迷失的现代主义先锋队伍中的羔羊。栗宪庭甚至这样表述：“尤其当整个民族、社会通过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命注入过多许多苦难的时候，怎么可能把波洛克对平面化、毕加索对多维空间这样的探求作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呢?” 栗宪庭被太多的批评家认为对政治有过分浓厚的兴趣这个事实不必回避，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正处在改革的困境之中，政治体制所构成的经济和社会以及文化问题是那样地复杂，以至对于那些关心中国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是无法脱离这样的背景去思考问题的。

栗宪庭在《重要的不是艺术》的后记中谈到了西方当代艺术家关注政治以体现知识分子的人文责任;谈到了在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时髦的“政治正确性”的概念，并且因为感受到90年代市场经济潮流导致整个社会政治态度麻木的现实，他还使用了“日常政治”。可是，1988年的政治与这些政治无关，1988年的政治就是“全盘西化”的政治，是更为彻底地否定专制统治的政治。

针对栗宪庭关于“当前的‘纯化语言’风潜藏的最大风险，就是重新退回到对时代心理的逃遁和粉饰(就其总体而言)。”这类观点，有批评家提醒人们“请看画面”(水天中)、“回到艺术本体上来”(贾方舟)， 贾方舟甚至说他，“看不出库尔贝的大师地位与他参加巴黎公社的政治行动间有什么因果联系”并且反复唠叨地强调：

一个真正有使命感的艺术家却应该致力于艺术自身的变革，在艺术自身的演进与拓展中安身立命。因为艺术家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否参与了关系全社会的政治活动乃至是否直接去改变人类的命运，艺术家对人类的贡献也不在于他是否表现了这种“改变”。艺术家的真正使命是改变停滞和僵化的艺术困境而不是人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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