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历程中的艺术沉浮

记者：相对知识精英而言，在80年代，包括很多今天逐渐被遗忘的摇滚歌手在内的艺术家，显得更耀眼、更敏锐也更具批判性。

李公明：提到艺术家对社会的批判性，我想可以结合整个20世纪中国艺术事业发展特征来谈谈。在激进主义、民族主义潮流引领下的艺术，伴随着一个很长的脉络，就是从左翼艺术到延安艺术。当时的很多艺术家都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通过艺术动员来塑造人的心灵乃是艺术家的使命所在。所以，艺术应该汇到救国救亡、改变我们命运的潮流中去的这种想法，被当时的艺术家们很自然地接受了。也正是这样，一部20世纪中国艺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艺术家与时代的苦难紧密结合的历史。

然而，左翼艺术家在1942年遭遇了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讲话基本否定了左翼艺术家原本坚守的“揭露的、批判的、以人道主义情怀为指引的”理念。自那时起，艺术逐渐沦为政治的工具，左翼真正的批判精神也基本被消磨了。这种艺术生态，直接导致了艺术与政治的极大扭曲，同时也对艺术自身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70年代末期政治控制有所放松之后，立即涌现了诸如伤痕美术、伤痕文学、朦胧诗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成为80年代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力量。这些作品对于当时青年的启蒙、震撼，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末。

记者：但到了90年代，这种启蒙消退了。

李公明：当代艺术在1992年之后遭遇了转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的很多艺术市场机构在敏锐地嗅觉到了政治风向标的转变之后，他们选择以市场的手段吹捧、打造一些艺术明星，以便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艺术市场的变革直接影响了艺术家们的选择，他们的作品开始成为打开艺术市场的敲门砖。而且，当他们发现自己之前的很多真诚的、批判性作品的路向开始被市场所排斥，于是，他们开始转向了适应市场。当然，市场带给他们的丰厚利润也让他们乐此不疲。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艺术领域处在一个资本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共谋的掌控之下，艺术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已经锐减。刚和你谈到摇滚乐的发展，我想它和其他艺术领域一样，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涉，这些音乐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歌手，而是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机制中的重要一环。

记者：你刚才说的是否可以这样总结：无论是政治力量还是市场力量，他们在掌握了艺术的命运之后，使得艺术本身的批判性、对自由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处于非常稀薄的状态。但是，整个社会在被“物质”这样一个目标所裹挟的行进历程中，人之为人的一些渴求精神生活、渴望自由的属性并没有消失。面对精神领域的贫瘠，像《春天里》，《老男孩》以及周云蓬、川子的一些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作品一旦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大家马上就非常热衷。在我看来，并非这些艺术作品水准太高，而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太过贫瘠。

李公明：是的，而且这种贫瘠还被眼前表面上商业领域的繁华所遮蔽了。这种表面的繁华对于艺术家或者任何一个试图开拓精神生活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诱惑。当你在某些艺术领域表现出一定的才华时，商业的力量会非常快地介入，向你发出各种诱惑，他们会告诉你通过和他们合作，你可以生活得更好，赢得各种知名度和社会地位。

记者：在你看来，这种力量较之政治力量是否更有驯服力?

李公明：我觉得是更有驯服力、更为有效。当然，这里还需要有一个区分。我们不能一味苛责艺术家服膺于商业，也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给艺术家提供的具有独立性的资源和空间也是极为稀少的。社会如果无法满足有思想、有才华的艺术家们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样一个正常的要求的话，那么很多艺术家不得不沦为和商业合作的地步。商业力量当然会从利润的角度考虑，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他们往往不会资助一些具有风险的批判社会的作品面世。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