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毛旭辉与张晓刚在昆明和平村2号工作室。

红卫兵串连之后，要建立红太阳广场，文化宫被炸毁撤除。这件事多少使我感到一些困惑。文化宫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遛早冰、露天电影院、图书馆……这下全报销了。从那时起许多东西都报销了。父亲莫名其妙地就不准回家来了。母亲性子开始变得急躁，常打我们的耳光子。吃肉、吃菜都特别难，油又少，买米搭杂粮，包谷面够难吃的，还有老吃不完、泡不完的干蚕豆，甚至常常买来的不是米而是谷子。那时的可笑之处就在这里了，一方面日子过得一团槽，另一方面家里人成天在为什么主义、什么兵团、战斗队争风吃醋，吵来吵去。我当时，只要听到哪个兵团的名字取得响亮就支持哪一派，纯粹是形式上的选择。那时我们能懂得什么，我们几乎成天在大街上逛，常常插进**队伍，跟着裹着红布标的宣传车呼口号。其实我们哪一派也不是，哪一边都不会认我们这些“小杂种”。那时看连街而立的大批判专栏，就象今天看美术展览一样，不过比看美展要热闹自在得多。那些大幅的刊头画真带劲，黑线、黑块，加上大红色，以及那些超自然的动态和夸张的表情，都是令人难忘的。这些卡通式的“表现主义”是那个时代有力的象征，它对中国那以后许多年的美术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它所造就的结果是令人厌倦的，不过在少年时代所看到的那些最初的“民间形式”是充满魅力的，很难说有一天它那种形式还会对今后的艺术产生某种奇怪的影响，谁知道呢？！那个时代从声音、音量、腔调、用词、造型和用色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且不管那里面包含着多少愚昧、盲目的热情，“形而上”式的疯狂，单从形式上看，它的可爱大于它的愚昧。

令人厌烦的是在那种形式下，掩盖着的是生存的基本事实，一个庞大的种族陷入在一种难以置信的狂乱之中。在当时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简单，仿佛世界被魔鬼操纵了，人们的生存被置于一个精神极度紧张与夸大和低下生活水准并列的框架上。这导致了极不严肃的宗教浪潮的产生，亵渎了所有的人和神。当人们逐渐从一种新鲜的亢奋状态上跌落下来，那些被玩得过火的形式就像一出出滑稽戏，便感到有点活受罪了。当你亲眼看到神圣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无所谓，偶像露出人的本性，人崇尚的东西逐步变为危及自己生存的对象时，必然觉得这个玩笑的确开得太大了。在我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当它拉下帷幕的时候，心灵被抛在巨大的虚空和巨大的生存荒诞感中，这可怕的力量构成了我的人生观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厌倦了所有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宗教把戏之后，实际的生活是极其枯燥和乏味的。革命成了禁欲的代名词，人的正常生活还剩下什么呢？！在文革十年中，是谈不上有什么私生活的，私生活就如同犯罪这种印象在年青的心灵中是太强烈了。还在70年代初，14岁半的我中学毕业后分到百货公司一家鞋帽批发部当搬运工，每月挣20多元钱，是很自豪的事。那时每天劳累下来，晚上必须参加政治学习两小时，疲倦的工友们坐在昏黄的灯下，读着天书一般的社论，调子永远是那么高昂，以致我现在一听到什么高昂的论调就会想它肯定是那个时代的私生子。读完报纸，也总是那么几个老职工发一通不沾边迹的体会，然后就是集体沉默和静坐，一直熬到点，大家才夹着饭盒回家睡大觉。这种难以忍受的日子，周而复始地延续了几年，我的青春年华的每一个夜晚就这样奉献给了“上帝”。在那极度封闭的日子，有一天从一个拉小提琴的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名为《给初学者的几封信》的书，是一个苏联人写给自学绘画的青年的书，内容浅显易懂，而且语气十分亲切。我开始认真做点事，大概是读了这本书以后的事。以前在学校里也胡乱涂涂画画，但这时才发现那些简直是儿戏，于是开始比较正规地学起素描来了。那时我已从搬运工提升为仓库保管员，专门管理皮鞋，这样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又多了一些。在仓库里腾了一个角落，摆上静物，开始了严肃的自学生涯，做起学问来了。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里，绘画带来的乐趣是令我感激不尽的，但感谢谁，一点不知道，也许是真正的上帝吧！面对一堆静物，一张白纸，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感觉和思考，一切靠自信和毅力去完成。把报纸、社论、最高指示抛在一边，因为那些东西不能帮助我们对生存有起码的理解，引起的只是精神的困倦和烦躁。在绘画的世界里有着多么纯静的空间，这是一种普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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