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作品　蜘蛛

记者：为什么选了上海？

李山：小时候家里贴过一张年画《上海大世界》，马戏、皮影戏、魔术，太好玩了……所以在哈师大报名，我是直奔上戏的台子，后来就到了华山路630号。

当时的同学大多受过美术类的专业训练，但我是一个没有被规范过的人，还是想用颜色、形象和笔触表达个人的感受。那是“文革”前一两年，政治空气已经很紧张了。记得有一次写生，我画落日，其实是根据记忆和感受在创作，作业贴在墙上，同学看了说好，系总支书记看了严厉批评了我，说：“怎么把风景画画成这样!完全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那一套!”我不愿意被规范，但为了毕业不得不那样，一毕业就想着要摆脱苏联那套语汇。

记者：那时候上海有一批美术青年，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陈丹青，你跟他们有来往吗？

李山：我68年留校任教，跟陈逸飞他们彼此都认识，有交往，但不近，因为我要走的路跟他们不一样。当时北京搞“黑画展”，上海跟进，我的作品也拿去了。陈丹青看了说：“颜色好漂亮，谁画的？”有些人的作品后来撤掉了，但查办的人说，“李山的不能撤，因为他是老师，会毒害更多的学生。”后来批判完了那些画都不见了，被人拿家欣赏去了。

这些事件和遭遇，对我们这代人的认识问题和艺术上的表达，是有好处的。

著名的洗脚

记者：整个80年代，从1980年的“星星画展”，到“85美术新潮”，到“89现代艺术大展”，你都是亲历者。10年下来，你找到自己的语言了吗？

李山：80年代初其实是现代艺术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前的萌动期。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样式——政治波普、装置、行为、泼皮……都在进来。伤痕美术那一支，像四川美院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他们还在延续，你看今天张晓刚的东西，那张脸(指张作品中男女相近的无辜的瓜子脸)，还是有伤痕的感觉。

86年第一届凹凸展在上海，丁乙他们在门口包扎(注：当时许多前卫艺术家都爱“包扎”这个动作，艺术家盛奇说：“虽然我们年轻健壮，可觉得遍体鳞伤，我们最想做的就是包扎。”)。88年第二届，老栗(指栗宪庭)在，还有上海十几个画家，吴亮、孙良、张健君、宋海冬……我们在美术馆商量。当时商品经济刚刚开始，我提了个方案，想做一个农贸市场，但把土豆番茄鸡蛋搬进美术馆卖不太可能。后来孙良提了《最后的晚餐》，本来还有一些设想，但最后出现在桌旁的是10个头上套着尼龙袜的人，没有形象。

89年2月就是现代艺术大展了，我不在那儿洗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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