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说过这意思吗?也说得太文艺了。一定有比艺术更有意义的事物，更有意义的时刻。前提是，艺术必须在，不然人活着一点没意思。

记者：你评价艺术在今日中国的待遇，“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那么当代中国，艺术家算老几？

陈丹青：轻蔑艺术的是权力。你瞧，文化部等于唱歌跳舞部，排在多后面啊，远远不如财政部能源部之类—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能源部—可是在中国，艺术家很算“老几”。你知道吗?部分艺术家是国家官员，部分艺术家则和官员是铁杆朋友，不然送礼这一大块怎么办?在欧洲，一座城，甚至一国，顶顶荣耀，永远荣耀的，是某位艺术家的名字，莫扎特、毕加索、达-芬奇、雨果、狄更斯……苏联极权时代，也到处树立旧俄文学家的雕像。可是日常对艺术家，就当他是个艺术家。中国则相反，国家层面，今古艺术名家不过是名列尾端的小摆设，活着的艺术家，倘若知名，则是摇钱树、活招牌，而这些艺术家瞧见当官的，腿就软，脸就笑，肉麻的话，可以编词典啊。

记者：你出道很早，1982年就去了美国，与同时代的人一下子拉开很大距离。当时作为“后文革绘画”参与者，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陈丹青：1982年，甚至1981、1980、1979年出国的人，太多啦，我认识不少，在纽约或芝加哥或随便什么州混着，聚一堆，和在北京上海一模一样，太没距离了。我算是“文革”绘画最后一批作者，又莫名其妙成了所谓“后文革绘画”的某一个。但这都是现在说出来的名堂。当时有块画布分配给你(当时组织分配画布和颜料，我们根本买不起)，绷起来，让你画打倒林彪“四人帮”或者随便什么人，你就高兴得一塌糊涂，跟狗一样，你扔块骨头，尾巴就一个劲地甩啊。

记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纽约，你都强调一种姿态上的“逸出”，这种姿态，是有意为之么？

陈丹青：我不知道我是否“逸出”，我只看见太多老朋友渴望介入—入个党啊，有个职位啊，哪怕露个脸—都来和我商量，对我诉苦。我沮丧的是，多少当年一起玩的刺头儿、捣蛋鬼，如今蔫了、认了，或者，身居官位，拿份稿子念念，还是那张脸，完全不敢认了。有位将近四十年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时他才十几岁—那么哀恳地对我说：丹青啊，带我玩玩吧，有什么展览叫上我吧。我说，我不办展览的。他好痛苦，五官所有部分皱起来。我今年真得帮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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