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书画研究》丛书的《书画鉴藏》栏目，主要展现中国书画鉴藏及书画市场的现状及研究成果，为中国书画市场走向正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您身为一线的艺术经纪人，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市场最早的见证者、参与者，既是受害者也是受益者。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您的“从艺”经历，同时给中国艺术市场的状况做一个综述。

贾廷峰：我原来是从政的，本来跟这行没有一点关系。书画方面，我是因小时候受家父的影响，这段经历很特殊。家父的成分不好，那时是地主、右派，属于“四类分子”。我小时候看到他老是被批斗，感觉很残酷，我当时六七岁，也记事了。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支撑我父亲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字，每天夜里，他再忙再累都会写字，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纸，就拿报纸、毛边纸、包装纸来写，写王羲之、苏东坡、黄庭坚、王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20多岁当了乡长，开始从政，但是一点兴趣没有，后来在海南岛当办事处主任，还是一点兴趣都没有。1990年代初，偶然一个机会我组织荣宝斋和朵云轩在海口的华侨宾馆搞了一个藏品展。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突然觉得找到了童年的感觉，那种对写字、对艺术的感觉。后来索性辞职专门从事艺术行业。

记者：您是1990年代初就开始跟艺术市场打交道了。

贾廷峰：1993年初，我在海口的CMEC大厦主办了一场拍卖会。完了以后感觉自己骨子里太喜欢艺术品这行业了。我辞掉了工作，开始专门从事艺术品经营。之后做了很多次拍卖，像安徽省的第一场拍卖就是我做的。1998年我在合肥开了太和画廊。1999年我回到家乡安徽太和县，开了一个太和艺术品有限公司。画廊做得挺大的，当时我经常邀请国内的著名画家，像刘文西、王西京等一批画家，到家乡去做展览、卖画。算来我到北京有6年了，现在是“由传统走向当代”，去年在798开了这家“太和艺术空间”。所以我可以说是见证参与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起步和发展。

记者：可见，对中国的艺术市场您是有发言权的。

贾廷峰：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面起落沉浮都经历过，也交了不少学费，对中国传统艺术有自己的认识，对当代艺术也有自己的认识。国内的艺术市场发展也就20多年。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市场就开始萌动，并形成一个雏形，深圳艺术品市场，北京拍卖行，这些都是当时最早的艺术品拍卖行。

记者：到2005年算是一个高峰吧。

贾廷峰：对。到了2006年又开始滑落，2007年是低谷，2008年有点复苏，2009年不错，今年好多了，可用火爆来形容——假画卖到真画的价钱，而真画卖上了大价，甚至是天价。预计还会持续升温一段时间。这就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个大概走向。

记者：国内艺术市场繁荣的背后也是伴随着混乱，应该说还不是很正常，也不成熟。

贾廷峰：其实中国艺术品市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就是在从混乱到纠正混乱，它是在不断地纠正、不断地调整中盘旋着往上走的。现在依然混乱，乃社会体制使然。这个也跟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有关系。中国人实际上很难形成一种自利利他的社会道德，也缺乏宗教信仰层面的崇高精神指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很多人都为了谋取私利，各种新现象、新问题都会随之出现，艺术品市场也不例外。

记者：您对国外那些成熟的画廊、艺术机构比较了解，我想问的是，您认为我们中国的艺术机构跟西方差距很大的根源何在?

贾廷峰：根源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西方，他们做什么事还是比较讲究规则，而中国目前尚在建立规则的过程当中。从没有规则、没有秩序到有规则、有秩序，需要一个过程。在西方的艺术品市场中，画廊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中国的秩序是反过来的，拍卖行是第一位的，画家是第一市场，而画廊反而退居其次。现在国内的很多艺术家、画家，之所以成名都是靠画廊的介入和推广，但是他们一旦成名、成熟之后，就全跟画廊没有关系了。在国内的艺术市场中，得到果实的往往是艺术家和拍卖行，画廊在中间只起到推助作用，是勤于耕耘者，却往往不是收获者，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国外的画廊就不会是这样，毕加索一辈子就和一个画廊合作，他不会也不敢背叛画廊。一个西方画家若是背叛画廊的话，他会受到来自社会上、经济上各方面的制裁的。

记者：要扭转中国这种局面的话，您认为画家、画廊和拍卖行应当怎么做？

贾廷峰：我估计谁也没有这个能力扭转，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国家的法制，法律可以扭转，但是谁来立法呢？立法者是否熟知这个行业的情况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说限制画家私自卖画的问题，实际上国外有些国家是这样的，画家绝对不能私自卖画的，因为卖画需要报税。而在中国，画家一年赚上千万上亿的大有人在，私下卖的谁也不知道。他们不用画廊也不用拍卖会，这个现象比较普遍。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