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叶朗

记者：美育，在今天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超越文化艺术界与教育界，正逐渐走近日常生活。谈起美育，让我联想到近代中国美育的奠基者和倡导者蔡元培。他不仅首先将“美育”一词由德语译介引入中国，而且把美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五大宗旨之一，在教育方针上确立了美育的地位。

叶朗：我们在北京大学倡导美育，脑子里想的就是要继承蔡元培开创的美育传统。当年昆曲进入大学课堂，首先是在北大，吴梅、许之衡先后在北大讲授昆曲，被当时的上海报纸称为破天荒的大事。古琴进入大学课堂，首先也是在北大，王露（王心葵）经章太炎推荐教授古琴。这都是悠久的文化传统，今天，我们不能丢掉重视美育、重视艺术教育和艺术研究的宝贵传统。

当代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曾说，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建议他读《战争与和平》，并经常告诉他书中的哪些段落写得好。从此以后，《战争与和平》就成了他的艺术品位和艺术深度的标准。一个人读的书、欣赏的艺术作品会构成一种精神文化环境，从而深刻影响其文化气质与品格。对于学校教育而言，营造校园学术、艺术、文化氛围是美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这些年我们不仅与白先勇先生合作，推动昆曲《牡丹亭》走进校园，在大学开设经典昆曲公选课，而且也推动粤剧等地方戏曲和西方经典音乐进校园演出，举办“美学散步沙龙”等等。

记者：其实，不仅仅在近代，美育在中外教育史上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古代有“六艺”，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美育对于人格培养的重要作用。席勒在著作《美育书简》中也强调美育能使人通往人性的完满。今天，我们重拾美育的要义，是否另有现实的考量？

叶朗：是的，今天提倡美育，有着时代的特殊性和紧迫性。当今人类社会，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与否，都存在着同一个问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何平衡？很多地方把物质的、功利的追求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而忽视文化的、精神的追求。有的电影制片商和导演一再宣称他们拍的是商业片，所以他们就以追求票房价值为唯一目标，什么人文内涵根本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艺术创作如此，美育同样需要营造健康的、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学校不是真空地带，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形成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社会文化环境，不仅指大众媒体，甚至是城市的街道、建筑乃至于家居布置都会影响人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我们看到有的城市投入大量资金求“大”求“新”，造成一种“千城一貌”的局面。既不适合于老百姓的日常起居生活，又破坏了文化特色和地方特色。所以，美育绝不仅仅是课堂上讲课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在校园内部。

编辑：张长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