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的一天，史育才又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示证明她在伪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请史育才来给自己出主意怎么应付李玉琴。史育才对溥仪说:“您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电话给我，我会派人来的。”12月23日，溥仪因尿毒症第六次住进了协和医院。1967年1月30日，李玉琴在协和医院找到了溥仪，李淑贤忙给史育才打电话，没想到，史育才被下放偏远郊区“办学习班”了。

9月，溥仪感到来日无多，他想见史育才，希望他身后史育才能继续保护在京无亲无故的李淑贤。李淑贤两次去派出所找史育才，都没找到他。

“办学习班”的史育才实际上是被限制了自由，当时，北京市公安局被“彻底砸烂”，几乎大小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被打倒，三分之二的民警被下放劳动。身不由己的史育才没能了却溥仪的这一心愿。

1979年，史育才恢复工作回到福绥境派出所后，李淑贤已经搬离了原来的地方。不久，史育才也离开了福绥境派出所，调到北京市公安局行政科工作，后来，又到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任院长。这期间，他从一个亲戚那里听说了李淑贤的下落。溥仪去世后，李淑贤搬了几次家，现在住在朝阳区团结湖居民区，是朝阳区政协委员。

史育才没有马上和李淑贤联系，他想，李淑贤的境况转好，自己也无需给她提供什么帮助了。没想到几天后，李淑贤就把电话打到了史育才的办公室。史育才虽然是院长了，可李淑贤依旧称他史所长:“史所长，您可是好人!这些年您还好吧?我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要不我就去看您去了。”李淑贤非常高兴又和史育才重新联系上。

史育才与妻子去看望李淑贤。李淑贤的确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老了，老得让史育才快认不出来了。李淑贤的境况并不像史育才想象的那样好，她当时正因《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属之事打官司，她与溥仪家族的关系也处得不尽如人意，加之病弱，史育才记忆中那个美丽的李淑贤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老太太了。

自从和史育才恢复联系后，李淑贤每年都给史育才寄一张贺年卡，以感谢史育才对她的关怀。

李淑贤在所有认识的人面前都称赞史育才，于是，知道史育才保护过“皇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北京一个电影导演找到史育才，请他帮助约见李淑贤，准备构思一部关于末代皇帝题材的电影。动笔写剧本的时候，香港的李翰祥导演的电影《火龙》公开放映，里面涉及溥仪被特赦后的生活。因为担心题材重复，导演和李淑贤的合作没再进行下去，但是，电影

《火龙》却让史育才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里边的“史所长”的原型就是史育才。影片里的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看了他最后一面，而现实中的史育才却因无法抗拒的原因，没能到医院给重病中的溥仪送去一点儿安慰。史育才决心今后加倍关照李淑贤。

1994年，李淑贤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西直门内大街，她马上把新地址的电话告诉了史育才。此时的李淑贤已经70多岁了，家住在5层，所以很少下楼，请了一个帮工，每周三次去她家帮助买买菜，收拾收拾屋子。

史育才去看她，她说起把溥仪的骨灰从八宝山人民公墓迁到清西陵的想法，问史育才有什么看法。史育才回答说，尊重她的想法。这个决定遭到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反对，但李淑贤并没改变主意。

1995年1月25日，李淑贤把溥仪的骨灰迁到了清西陵溥仪的“万年吉地”故址旁的“华龙皇家陵园”内。华龙皇家陵园紧邻清廷皇陵区，溥仪墓与光绪的崇陵紧紧相连。溥仪墓非常小，非常普通，占地仅95平方米，墓高1.2米。

从清西陵回来后，李淑贤心情灰暗，对前去看望她的史育才说:“溥仪已经葬在西陵了，我觉得，我也活不了多久了，死后，也可能埋到那儿去。”

这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史育才又去看李淑贤，发现她的居室西晒，就问她为什么不安装上遮阳篷，她苦笑着说:“我一个孤老婆子，找谁安装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带着自己的儿子，给李淑贤的三个西向的窗户都安装上了遮阳篷。对这件事，李淑贤念念不忘。第二年夏天，她给史育才写信说:“今年夏天我不怕晒了，三个房间安上了帘子，太阳进不了室内了，您做的好事，我是永远难忘的，当今像您这样善良的人不太多，都是锦上添花，雪里送炭的人很少，28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做人实在不容易……”

1996年年末，史育才照例又收到李淑贤寄给他的贺年卡。当时，《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刚刚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淑贤的心情显得挺好，她在明信片上写着:“史院长您好!祝您们全家新年快乐!健康长寿!您11月份来看我，衷心感谢!日记天津出版社还没寄来，他们寄来了我马上给您打电话，请您来拿，您没工夫，给您寄去。多多保重，万事如意! ”

史育才没想到，这时李淑贤寄给他的最后一张贺年片。五个月后的1997年6月9日，李淑贤病逝了。因为没及时得到李淑贤病逝的消息，史育才没赶上到八宝山公墓给她送行。于是，他仔细珍藏起那张最后的贺年片以及和李淑贤的合影，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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