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聪的《矿工图》

读周思聪的《矿工图》，如瞻仰丰碑。

《矿工图》，作为周思聪绘画艺术的代表作，体现的是其巅峰状态的艺术风貌。《矿工图》，是一座中国当代人物美术史上的里程碑，是一座中国近代抗战史的浓缩殿堂。它把中国人民最为屈辱的艰难困苦，用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定格于斯，凝聚在焦墨与宣纸之间。作品既承前于恩师蒋兆和、画友丸木的国家与民族主题，又突破了七八十年代“高、大、全”的主题性表现手法。以几何线条的参差交汇，人物与意象的叠加错落，抽象与变形的夸张曲折，重新解构了绘画语言，选择了全新模式，构架了发人深省，撼人心魄的民族呼声—《矿工图》。

《矿工图》的创作

“我爱平凡的人”，是周思聪终身的艺术语言。萦绕周思聪一生的，是她对劳动人民苦难的理解，对历史的反思，对艺术的追求。早在1966年，周思聪与卢沉夫妇就萌发了创作《矿工图》的设想。周思聪出生于1939年，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年头，日军侵略下华北沦陷区的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百姓深受日军荼毒。这张一家四口的合影，大致拍摄于1943年前后。黑白的影像中，是一家人朴素的衣着与神情。周思聪像男孩子一样剃着光头，与哥哥唯一相区别是中式单褂上多了一枚装饰胸针。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使得幼年的她好强而羞怯，少言而多思。日军侵略下底层民众的乡镇生活、草根情结与忧患意识，从小养成并影响了周思聪一生。

周思聪接受了良好的美术教育。少年时代就读美院附中，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先生、叶浅予先生、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以及其它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美院附中就读时期，周思聪就曾多次观摩蒋兆和先生代表作《流民图》长卷，她在《没有墓碑，没有悼文—怀念蒋兆和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少年时，我第一次见到蒋兆和先生的宏图巨作《流民图》，当时幼稚的心灵曾为之颤抖，从此便不能忘怀。以后每观此图，总禁不住心头的激动。是先生的画，引着我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理解人生。”

1956年，日本反战画家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妇的《原爆图》（描绘广岛原子弹爆炸场景）在中国展出。“那时，我还在中学读书，这幅作品使我感受到巨大的冲动，画面上那些受难的形象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周思聪：《陪同丸木夫妇旅行写生记》）蒋兆和的《流民图》、丸木夫妇的《原爆图》这些以重大社会灾难为创作主题的厚重作品，强烈冲击着周思聪少年时的心灵，深刻影响了她以后的创作方向。长久以来，周思聪与卢沉一直有一个共同的夙愿—了解矿工，塑造矿工形象，以矿工来代表民族的脊梁，民族的精神。为了《矿工图》的创作，他们先后去过几座矿山，熟悉矿工的气质、性格，了解他们的苦难、斗争和喜怒哀乐。《矿工图》计划以矿工史为主线，以组画的形式完成。农民背井离乡，逃荒求生；到煤矿挖煤，走入地狱之门；与厂主、监工、饥饿、瓦斯搏斗，人间炼狱般的生活；直至斗争胜利，当家作主，展现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整个历程。但由于最初的思考不甚成熟，还停留在一般的说明层面，加之文革的十年浩劫，正式的创作过程，在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开始。

为此，1980年4月，周思聪与卢沉共赴吉林辽源煤矿，深入矿工生活。“之所以选择这个矿，是因为它曾经是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掠夺我国资源，集中华工苦力最多的地方。这里的老矿工能活到今天 ，可说是奇迹了。他们是感受亡国之痛最深的人。”（周思聪《历史的启示》）他们住在矿区，每天步行十几里山路体验井下作业。他们发奋工作，画了大量的速写，查阅日伪时期的史料，搜集口述历史。一百多个紧张的日日夜夜之后，一张张草图在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他们产生了以民族斗争为主线的全新构思，意图通过表现中国人民苦难的历程，激发人们不做奴隶不信神，直起脊梁做主人的民族斗志。同年6月，周思聪恰好有机会到日本参观访问，这使她非常高兴，借此机会可以拜访她十分敬佩的日本著名画家丸木夫妇。在丸木夫妇的展室中，周思聪欣赏了大量的习作和几件巨幅创作，除了著名的《原爆图》外，还有一件巨幅作品—《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屠杀场面，使周思聪难以抑制情绪的激动，泪水夺眶而出。这次难忘的拜访，不仅给周思聪启迪，更加坚定了她创作《矿工图》的信念。“一个外国人，敢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谴责本国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当然更应该表现实际上发生和存在过的我们民族的历史灾难，以及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以激励人们使这种人间惨剧永不再演。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做出切切实实的努力。”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