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终稿款识可知，《王道乐土》最终稿完成于1982年3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1982年春季美术展览会，时值中日建交十周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时间点，两国友谊之花盛开，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感情，日益友好起来，谴责日本对华侵略的呼声也渐渐消失。《王道乐土》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控诉，与当时国际政治的需求不相符合。特别是在变体稿中，对日本侵略的直接描绘，揭露所谓“王道乐土”的伪满洲国并不是日军所宣传的“共存共荣”的自由幸福乐土，而是谎言与刺刀、侵略与欺压、痛苦与死亡的人间地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作品，有碍于中日友好。

然而，历史的演变总是富于戏剧性。1982年3月，经过修正的《王道乐土》正式公开发表。时隔不久，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史实，引发了中日之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这件曾被认为调子太低沉艺术作品，此时得到的关注反而多了起来。这在周思聪的记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教科书事件发生了。关心《矿工图》的人忽然多了起来，人民日报来人说，要刊登《王道乐土》，并要同时刊登丸木夫妇的《南京大屠杀》。当时不乏人指责我不识时务，这种画似有损于中日友好，现在又‘赶上点儿了’。

我不由得有一种受人愚弄之感。倒好像我在赶时髦。难道艺术就该服从这种摆布吗？艺术作品非要在政治需要时才被肯定吗？如果没有去年的事，我的画今年能起到伸张正义的一点作用，也是令人欣慰的。其实，认真想想，日本人的狂态与我们有些人的献媚不无关系。讨好别人定会被别人小看。中国人用血写得历史，都不敢理直气壮，未免太软骨了。”（周思聪致马文蔚信1982.8.4）信中提到的‘去年的事’是什么？在《王道乐土》的创作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周思聪为什么会觉得没有‘伸张正义’？在公开文献中已无从查考。但从《王道乐土》终稿的完成时间1982年3月来看，1981年至1982年初《王道乐土》的创作并不顺利，发生了很多波折，而导致周思聪最终淡化了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的创作主题，转向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与呼号。

历史总是会被时间还原以真相，即使真相曾因为各种原因被掩饰。而还原的初衷是使悲剧不再重演以及对和平的祈愿。 不得不提的是《王道乐土》变体稿中画面的空白部分。这片空白，恰恰处于整幅画面的黄金分割位置，上下贯穿隐现的日本国旗，并将其分为两半。在整张满密压抑的画面中，极具震撼力度。这块空白如何产生？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办法解开的谜。可能是意外所致，也可能是局部败笔舍弃重画，也可能，像周思聪《广岛风景》（1986年）中的撕毁一样，是突破性创作的一个部分，以表达不可修复、不可逆转、不可遗忘的沉痛创伤。而无论出于哪种原因，这块空白以当今的艺术眼光来看，是整幅画面中，最值得喝彩的创造。艺术的魅力也许与历史的偶然一样，正在于此。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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