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套已被炒作为元青花“鉴宝大法”的理论，假若记者从正面攻击，难免也会落入形而上学、盲人摸象的误区，因为很显然，我们缺少大量的元青花标本或实验数据。我们不妨从侧面进攻，用反证法来推断这些理论的以偏概全，这样，获胜的可能就变得轻而易举了。首先，假定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元代除开景德镇之外，还有很多区域，比如云南、河南、河北、内蒙等地都大量烧制青花瓷器，他们都得去景德镇挖取麻仓土吗？显然得不偿失；其次，苏麻离青为进口颜料，价格昂贵，包括景德镇在内的一般窑场，他们有足够的本钱去进口苏麻离青料吗？还有，当朝那些生产国产青料的作坊都停产了吗？再其次，元青花使用量最大的怎么说也应当是当朝老百姓吧？中国幅员广大，有多少人会向游牧民族那般捧着一只直径50多公分的大盘子装菜、拎着一只40多公分高的酒壶盛酒？

如此说来，符合专家鉴定标准的元青花恐怕还真“只有300件”。怪不得在中国民间收藏的元青花全都是“假货赝品”、怪不得中国富豪收藏家只有远渡重洋花费天价竞买元青花！只是这样一来，可就苦了当朝百姓，恐怕当年那些成吉思汗的子民们不得不使用宋代古董碗吃饭、赊明代宣德壶冲茶饮酒……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XX件”差不多成为文物圈内的笑柄，专家们似乎也不怎么再去钻那个牛角尖儿了。但是尽管如此，中国文物鉴定界失察于“形而上”的“鉴定大法”并没有从本质上得到改善，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形而上”的鉴定模式始终占据着国家文物鉴定界的主流地位。不管是什么门类，专家们的鉴定秘诀不外乎把所谓的形、纹、工、材放在首要位置上，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很少有人会去理会在那些精美古物的“形之外”，原创者们进行艺术创作时的原始动力和情境中个性化的审美趣味，从而在比较中识别仿造者于急功近利心态下所留下的怯痕，更不谈在光影线条之间去体会和感受今人无法模仿的古老中国艺术哲学，以及在这种哲学影响下所抽象出来的各类艺术作品之“神”，进而识辨当今那些所谓高仿品的“丢魂落魄”之作。

从记者暗访过的文物高仿基地来看，对付目前眼学所依据的所谓形、纹、工、材，已经不是什么难题，用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扫描、绘图、配料、复制，早已将“形而上”的眼学鉴定法蜕变成为市场游戏中一个个黑色幽默式的喜剧情节，就在专家们振振有词地开具文物鉴定证书的同时，那些腰缠万贯的文物造假者，在密室里兴高采烈地交换着专家们“打眼”的笑话。即便是我国最权威的眼学鉴定机构，也正在受到高科技制假业的严重挑战。

一位曾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工作过的领导曾讲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为了对一件文物做年代鉴定，有关单位同时请了3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到场，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分别给出鉴定结果。第一位专家看过物件后，得出结论：从器型上看应该是“明代作品”；半小时后，第二位专家到场，仔细看了看颜料、雕工、人物服饰等特征，然后签写鉴定结论：“……系清代一般文物”；又过了半小时，第三位专家来到现场，看完后哈哈一乐：“这是什么文物？赝品！潘家园遍地都是……”请注意，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全都是“国家级”。

为了对自己的某种结论作出求证，记者曾多次使用文物“高仿品”做过相关测试，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例如：2007-2008年，记者先后将6件高仿“宋代名瓷”分别送交北京市3家拍卖公司，全部顺利通过专家鉴定，收为拍品(后自主“拍回”或撤回)；2008年，记者将2件“古玉”高仿品送北京“世纪坛”请国内知名文物专家鉴定，均结论为真品。不仅如此，更有制假高手确切向记者指认：前几年在国内外拍行拍出的清代官窑瓷有哪几件是自己亲手制作……如此种种，令收藏者闻之不寒而栗。

一边是质疑不断、威信扫地，一边是自信满满、置若罔闻，中国文物鉴定界怎么了？

据记者了解，在中国，被人称为文物专家的大致有3类人。第一类是出身于北京琉璃厂的一批老人，他们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从解放前开始，就在古董店当老板或帮人收货卖货，解放后，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被聘用到国家文物局或下属文博单位、各省市文物局或文物公司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积累了较强的实战经验，在圈内被称作“实战派”，其中也不乏成为国之大家者，如公私合营后进入故宫的陶瓷大师耿宝昌、孙瀛周等人；第二类人为“学院派”，他们大多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大学以上学历，有的还与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专家，如已故的陈万里、冯先铭先生等人有着师承关系。这部分专家大多分布在故宫、国博和各省市文博部门，有的在大学任教；第三类人被称作“考古派”，顾名思义，指的是从事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近年来，市场太火，他们不得不频频被请出“冥界”，来到人间鉴宝凑热闹。

有趣的是，当记者分别采访3类专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时，他们竟然彼此做出这样的评价——

“实战派”说：“他们(学院派)只会搬书看物，不知道作假的人也是按照书本上写的内容去仿造！看来看去他们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谁比谁高明？那些考古队的人跟普通民工没什么区别，只会跟在盗墓贼的后面捡破烂，能认得出好东西来？”

“学院派”说：“什么实战派，都是一群没文化的店小二，连三皇五帝夏商周都搞不清楚，还能给人识朝断代？看什么什么真！那些考古队的人则看什么什么假，只会认坑！你不相信就把他们自己挖掘出来的东西换个地方放，他去看了同样说是假的！”

“考古派”来得更加干脆，他们说：“什么学院派、实战派，都是一帮赝品推销员！靠开鉴定证书骗钱！”

尽管各界都有“同行是冤家”这一说，但记者倒是觉得他们把该讲的话全都讲尽了。

怎么看待中国的文物鉴定专家？应当划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年以前，当时中国的文物市场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仅有一些国家特批的国营文物公司，经营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各地“破四旧”、抄家流散到社会上，被文物部门收购或保管起来的一些无主物品。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实战派”负责收购、保管社会零散文物；“学院派”则负责清理、著录各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同时还负责一些文物期刊的编撰工作；那个时候“考古派”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田野考古和对少数由于各种原因暴露的古墓进行发掘、整理发掘报告。简而言之，在那个阶段，中国文物专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保管、解读一些已知的文物，而且那种意义上的解读，多半仅限于制作展览卡片和说明书，所以很少会出错。

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以后，中国的文物市场开了闸，拍卖公司、各种名号的跳蚤市场铺天盖地而来，赚钱效应很快催生了文物制假、盗墓盗捞等行当，大量的出土文物、文物仿品和赝品充斥各地文物市场。这样，社会上开始出现专职文物鉴定公司，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文物专家理所当然地成为抢手货，充当那些社会化文物鉴定机构的骨干力量。刚开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低劣赝品，当然逃不出专家们的法眼。可是到后来，问题出现了：随着造假者的知识化和仿古手段的高科技化，我们的专家越来越气力不支、招架不住，渐渐败下阵来。原因很简单，他们缺少知识创新能力，同时加上受主观或客观条件所限，很难对原有的经验进行更新，审美水平仍然停留在对过去他们所见到过的那部分旧物的浅表认识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出土文物，许多都是他们前所未见未闻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形而上”地视之为“赝品”、“假古董”。而面对那些形自他们所编著的图录，按照他们撰写的“鉴定方法”去配方、做旧的高科技仿造品，他们反倒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熟识如故，断为文物珍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文物鉴定专家的队伍迅速发生蜕变，一部分人退出市场，四门不出，以著书立说来维系权威与名声。另一部分人则仍旧混迹文物江湖，或成帮界大侠、或为混世魔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京城一家鉴定公司的特聘专家曾经这样对记者说：“真东西也好、假东西也罢，古玩古玩，不就是一个玩字吗？就算我把一件高仿品鉴定为真东西，谁有能耐挑出它哪个地方不符合真品的特点？”

那位朋友说的是真话。我国原有的文物鉴定体系，似乎已经走近穷途末路。至今为止，我们未能建立一门能够解读历史、诠释古代遗产的中国文物学，甚至连一部像样的文物鉴赏著作都见不到，更不谈能如同广大收藏者所期望的那样，制定各个门类的文物鉴定标准，倒是大量混淆视听的“鉴宝秘籍”遍地都是，每天都在误导着名利场上的芸芸众生。另一方面，现有能用于文物鉴定的科学测试项目，只是借用相近学科的某些仪器设备和手段，适用范围很狭隘，而且由于许多文物类别都没有建立相对完整的数据库，所以这样的“科技鉴定”基本上与“眼学”相差无几，对于送检文物，只能给出“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仅供参考”等等模棱两可的报告，加上检测者良莠不齐、居心不一，所得结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眼学”和“科学”鉴定的同时失灵，不止是贻误市场秩序，还严重阻碍了我国考古学的进步。如今的考古挖掘，只要现场未能保持原状，就会引起各路专家们的口水战，陷入“不可知”的泥潭。而猖獗的盗墓贼们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手下留情，给我们留下多少完整的古墓和遗址。最近河南安阳的“曹操墓”真假之争，就是鲜明一例。只要不是自己亲手挖掘出来的东西，哪怕是同门的师哥学妹所为，也都有“周老虎”假照之嫌！更何况有些实物还是从盗墓贼那里收缴过来的东西，谁敢拍起胸膛打保票呢？

中国文物单位在鉴定方面闹出的笑话层出不穷，甚至是扬名海外。2008年，在美国洛杉矶5家博物馆因非法收藏中国出土文物而受到联邦调查局搜查的事件发生后，当地一位郭姓华裔收藏爱好者公开向记者披露：“中国某些知名大博物馆，曾经在世界各地回购古文物，有的经由当地官员引荐卖家，高价将一堆赝品当‘国宝’买回内地，丢人现眼。最后为了顾忌国家和博物馆的面子，只得将赝品丢进仓库，吃哑巴亏认赔了事！”这位郭先生还说：“其实，买卖双方都是专家，是真的不知道交易品真伪，还是另有猫腻，只有他们自己与上帝知道。不管是那种情况，丢脸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也许，对于高科技制假者来说，没有不可复制的物质，只有不可复制的灵魂。而我们中国的文物鉴赏家们，很多人却恰恰只能停留在世俗的物质时空里，无人能靠近我们祖先博大精深的艺术灵魂。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那些储存着远古人类最高美学境界的抽象物和与天地通灵的千古至尊，而乐此不疲地去为那些毫无生气的近代皇宫奢侈物，以及它们惟妙惟肖的复制品妄估天价、奢封“国宝”。

可悲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的民族文化瑰宝还不得不在一种毫无科技含量和非标准化的鉴定机制下被妄断伯仲，我们的“文物国门”仍然不得不由于缺少真知灼见的守护者而频频上演“空城计”，我们的收藏大众还不得不困顿在庸俗不堪的审美误区里想入非非、浪费金钱！

【编辑：田茜】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