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其斌

做美术馆其实是一个苦差事，首先是有很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有很大的付出。做美术馆它不像做商业，没有直接经济利益的回报，美术馆本身都是一种非盈利的，做美术馆过程当中我首先就有一个心态，我准备投入和付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心态。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之前也是一位职业艺术家，98年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为什么会创建南京圣划艺术馆、到后来建立多伦现代美术馆，是什么促使您的一系列举措？

沈其斌：我曾经说过我艺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艺术是我的信仰，是宗教。所以我生命般的付出去从事艺术，过程中曾经是用生生死死去体误，用生命去体误。1998年在中国美术做个展是我这阶段的告别，因为我在一个小县城宜兴，那个时候觉得做艺术能够在中国美术馆做一个个展是一生梦想，觉得很了不起，一般人都不敢想象的。当我在10多年以前就是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内心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中国美术馆做一个个展，当时自己还在怀疑，内心的目标是不是太大了？会不会显得很虚伪？没想到通过自身的努力真的就实现了。那个时候在中国美术馆还不像现在有钱就可以去做，那个时候有专家委员会审核，因为美术馆很少，大家都盯着做展览，所以必须要美协会员，要多少次的展览，有7个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还要提前很长时间去申报，觉得在中国美术馆做个展有点不可思议。反过来呢，我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那一刻，给我有一个很大的神经上的触动，当时来了一批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当下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级的人物，像马六明，赵半迪，朱发东，这都是进入美术史的人物，他们个个生活的境遇都不怎么样，我在想我在中国美术馆做一个展览什么意义呢？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身边这么多一堆穷朋友，我在想我能不能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人呢？所以中国美术馆的个展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放弃艺术家身份为艺术服务。个展完了以后我就回到宜兴，开始有思考怎么样做？首先我想到的就是资本话语权，所以我在当地就做了有点像画廊的一个小的公司，从事艺术品经营。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就正式踏入画廊界，2000年5月1日在南京正式开业，叫艺术神画廊，当时做的第一个展览是毛焰、管策。当时他们的画是几千块钱，一万块钱一张，所以也就这样每个人的境况不一样，到了我这个阶段，其实中国美术馆个展完了以后，按照一般的逻辑，就把个人进行包装，做一个艺术家，那说不定我也是今天的艺术明星，可以收获很多的名利、财富各方面等等，但是对整个艺术行业的作用和推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到05年创建证大现代艺术馆以来，作为中国民营美术馆的代表，这中间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沈其斌：我从南京做艺术神画廊后来创建圣划艺术馆，是我内心的第一个真正的梦想的平台的起点。当时我聚集了几个企业家，做了一个3000多平米的圣划艺术中心，聚集了一批的艺术家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有10多个，其中也有毛焰，他的工作室也在我们艺术中心。而后2003年我来上海做多伦现代美术馆，05年又创建证大现代美术馆，你说经验的话，它有不同的方面。一个是运作平台的经验；一个是本身做馆长的经验。运作一个平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创建一个平台必须要有一个你的态度、你的立场、你的观点这个是最核心的。假如你拿出一个平台，就相当于我们要做一个事情你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人家就不会记住你，你就不会在这个行业里面树立你的品牌的效应。你看我做多伦美术馆做了一年就被评为中国最活跃的艺术馆，而我做证大也是不到两三年一下子就成为中国民营美术馆的代表，这都是我对美术馆的一种定位就很清晰，所以这种定位就是一种独立的学术的一各态度，这很重要。作为个人来讲，要求的是一种综合素养。首先是心态；其次是综合素养。这个心态你除了要准备有一种牺牲精神和付出以外，还需要具备另外一种素质，就在中国这块土壤当中要做事情，我觉得自己要懂得委屈求全、忍辱负重，这两点很重要。作为一个平台的管理者，而不不是说你仅仅是说是一个艺术家。我进上海做美术馆馆长的时候，我的头发几乎是披到后半身腰了，前面是剃光的，就像一个清朝人，穿着花衣服，牛仔裤，到上海来做馆长，一看就像一个侠客，我人还没到上海，就有人在传，马上有一个清朝人来做馆长。这可想而知，我当年那种方式，但是我一但进入到这个平台以后，这就是一个痛苦的转换，做艺术家你可以很随性、很自由、也可以有表达。但是你作为一个馆长，你必须学会综合去协调、调和，你有时候要变得中庸，但是你其实内心很纠结，你又是一个个人艺术家气质，所以这个过程是挺磨练人的。这种转换我也几乎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在自我调整，所以在当馆长的十年，我就跟自己说我天天在喝中药，我在给我自己治疗，所以我叫忍辱负重、如屡薄冰。有时候我作为一个馆长我要服务好艺术家，但艺术家有时候不理解，作为艺术家个体和馆长是不一样的，但还要去安抚艺术家。同时我还要跟政府沟通，政府它对艺术形态的高压，这在中国是显而意见的，有时候一个小作品也没有什么禁忌，它就封杀、限制，政府一封杀艺术家又不干，这里面就有一个调和，这里面又是一个矛盾。面对资本是很痛苦的，资本家要赚钱，不能老花钱不需要回报，美术馆本身又是一个非盈利性事业，所以在这中间周璇、调和、平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作为个人的经验来讲，作为一个中国的美术馆馆长，你除了自己的学术的能力之外，最重要还是你的调和能力、综合能力、处理各个事务的能力。
记者：当证大现代艺术馆有了新的场馆，并有了一个新的很响亮的名称--喜玛拉雅美术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有创建证大艺术超超市，能简单聊聊这个概念吗？

沈其斌：我本来做一个美术馆的馆长我觉得也挺好，比较单纯，我也不想做大老板，我想再做一些学术的梳理、建构、推动、对我的人生来讲我觉得也挺知足了。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化人，但是刚才我说过在整个过程当中经济还是蛮多的，虽然你在一个企业里边做美术馆，你的企业身边的一些人，他们对你所做的事业不一定完全理解，这样就会出现一些观念的冲撞，所以我就开始下决心，要去利用文化艺术这个载体，去创造价值，去创造财富。然后通过我创造的这种价值的财富，再来支撑非盈利事业，这也让我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最重要的一个契机是2008年金融危机，我策划了一个大型的项目——介入艺术生活365天，就是每天有一个文化艺术发生在上海的公共空间，这是我做的一个大型的公共实验项目，这个项目在年初当时在集团是1200万预算，我整个全年的实施，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开始，各种预算的财务就变得非常的紧张，我作为一个美术馆的馆长，我和艺术家的很多的往来，项目的洽谈都是提前一年就在准备了，我跟国际的艺术家都已经签约了，做的项目都已经约定了，结果来了金融危机，我的钱袋子被收紧了，我的项目就没法实施。这过程当中就带来很多的问题，重要的是诚信的问题，在国际上不能开玩笑的，那我还要硬撑着项目的实施，这个过程当中体会让我很深，中国已经是GDP已经很厉害，居然这么一点钱的预算，都受到影响，对我来讲给我的刺激非常大，所以让我下决心，我要做一个商人。

记者：证大艺术超超市这个概念，从09年运营到现在，这下来达到你预想的目标了吗？

沈其斌：当时我开始从一个文化人第三次转型，我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一个管理者，从一个管理者变成一个商人。艺术超超市是超越超市的超市，超市卖的是日常用品，超超市卖的是艺术产品，当初我做这个艺术超超市的时候我订位的目标是要让原创艺术进入千家万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艺术审美这块是缺失的，或者说是低下的，还是以深圳的大芬村和义乌的印刷品装饰画作为主体。而美国的城市进程，70%左右都是原创作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我说超超市让原创艺术进入千家万户。第二解决年轻艺术家的生存问题，这个运营三年其实真正运营一年多，运营得非常好，收入整个的经济效应都很不错，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艺术超超市进行一个更好的资本运作，把它变成一个跟资本更有效对接的，这个仅仅靠我一家门店是不够的，所以我要把我的商业模式扩展，在接下来的一年多，做了一个大的调整和转换。

记者：2011年5月常州证大艺术空间的建立，成为证大艺术国内首家连锁加盟机构。为什么会在常州？下一步会在哪里?

沈其斌：艺术超超市准备在全国做连锁加盟，首先常州来做试点，本来是杭州跟北京，798当时也做了一个分支机构，但我研究下来还是觉得有许多商业的技术需要去调整，所以目前的项目还没有形成。迅速扩张的一个状态，但是是早晚的事情。

记者：我们都知道艺术品的经营是有区别于一般商品的，这会不会在管理上会很有难度？

沈其斌：这个倒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它的商业模式，我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完成资本的一个嫁接，会引入风投，作出一个非常规范的股份制公司，这个是下一步的事情，我认为已经基本具备条件了。
记者：在艺术品基金方面您也有涉足，有人认为艺术品基金成为目前艺术品对接金融产业的唯一途径。尤其2011年，各种类型的艺术品基金如雨后春笋般爆发。然而，今年上半年艺术品市场却面临大幅回调，去年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中的艺术品基金，出现不同的困境和难题，很多人也在静观艺术品基金的发展方向。您现在怎么看这种现象？

沈其斌：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品基金，在第一轮的这样一个爆发式的快速发展，它是有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热钱太多。所以把艺术品作为一个金融的工具，这也是国际领域当中正常的。第二个原因是艺术品这个领域前期市场的效应。所以大家就拼命带着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冲进去，想要捞这个机会，没想到刚冲进来这个行情受整个国际的冲击很大，就出现这样一种观望等等这样一个态势。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这里面给我们提醒就是第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品基金，在中国这个领域的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大的，只是还没有很好的方式、很好的切入点，很好的人才等来介入，真正在国内是以一种实质性的来实投艺术品的这样一种艺术基金是比较少的，其实很多的所谓的艺术品基金是一种融资性的，还不是真正的以投艺术品为主的，真正投艺术品基金的其中还是投类似那种奢侈品牌，就是固定收益的，而投这种成长性的，投对于潜力股的这种方式的又少之又少。反过来呢，这洽洽是机会，所以我作为一个艺术基金的发起人或操盘手，洽洽我的优势就在这里，相当于我在12年以前，我就发掘了毛焰、方力钧、张晓刚等等我认为有价值的艺术家，而我今天同样去挖掘同样下一个10年的张晓刚、曾梵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眼光价值判断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你要足够的资源、能力等等。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的艺术品基金，我认为真正的高潮还没来临。

记者：您在上海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做了美术馆、运作过艺术品基金、策划过大型艺术展，相信对艺术家的成长、艺术环境的变化都有自己的体会。

沈其斌：我觉得现在做艺术的实际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时期，这次有一个杂志我写的前言，我说：这是一个艺术创造的盛世。所以从整个宏观的艺术环境上来讲，中国的这种崛起来整个支撑文化艺术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上海显而己见，像最近喜马拉雅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龙美术馆、德美术馆等等这种建立，我曾经在媒体上鼓吹，上海和北京将形成中国的艺术双重性，同时上海和纽约将形成国际艺术的双重性，所以上海在整个在未来的格局当中会显得无比重要。上海的整个艺术氛围和格局不仅仅说在中国范围之内的，而在世界范围之内，都将具有很强大的竞争力。对于艺术家来讲，由于这样一个应对环境的改变，对艺术来讲是一个天堂，艺术家要找一个地方做展览，可以选择的地方很多。同时随着现在画廊，包括艺术品的的交易模式多元化，包括未来一个新兴的行业，叫艺术经纪人。这个在以后会很厉害，它除了一个画廊，机构作为艺术家的经纪人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叫独立的经纪人，但在上海这个潜力能量还没出来，就像律师一样，我是一个私人律师，而作为艺术我是一个私人艺术经纪人，所以这个起来的话，上海的能量是具大的，这个十年的变化，应该说从大的环境到整个的经济的能量，到整个国际的一个影响力，上海都具备下一个世界艺术中心的这样一个目标。

记者：单从艺术家方面来说，我们都是知道大多数艺术家在北京，从市场的大的表现来说也还是北方的艺术家会表现得好一些，人数也会多一些，包括艺术区也更繁荣，你怎么看？

沈其斌：这个很正常，北京它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区域下面，北京它具有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的优势，再加上前面二、三十年的一个艺术大迁徒，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都汇集到北京，上海本来跟北京还有一个半壁江山，尤其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它的能量是超过北京的，但是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的改变造成这样一个格局，但随着上海未来在经济方面的能量与日俱增，打造这样一个国际金融的大都市。所以这样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高端的一些艺术家，会回流上海，还有一些海外的艺术家都喜欢回到上海，而不是来到北京，这也是很重要。我们看问题要看未来，不能看眼前，眼前似乎北京艺术家扎堆，像农村包围城市一样，这种方式也是阶段性的。你看上海的拍卖跟北京不好比，但你看看北京的拍卖买家都是上海的、江浙沪的，那你想今后上海的这个拍卖公司发展起来、国际化的拍卖公司进来的话，那你想这个格局会怎样改变，我们所谈的上海不是今天的上海，而是未来五年、十年以后的上海。

记者：我们随便翻开一本杂志，或者打开一个网页，关于您的介绍有：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平台建设者、艺术资本孵化者、前沿思想工作者和实践者。在这么多称谓里，您最在乎的是哪一个?

沈其斌：我最在乎的是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一个人的独立价值，这是最重要。所以外面的这种称谓，我认为都是表面的，假如这个人再具体一点就是一个文化人，你看我的生活方式就是琴棋书画，你别看我做最前沿的思想探索和实践，但我的内心其实是回归到一种我们最传统的一种人文精神，这个是我内心的精神家园，由于中国社会这种文化的断裂，所以导致我们跟世界一直没法接轨、没法对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我们的一百多年以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开始带着伤痛去跟西方的这样不断的交流，但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痛苦和纠结的。经过一百多年的消化已经差不多了，许多优秀的人才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一叶障目或者是不仅仅是很狭窄的那种井底之蛙，我们已经开始国际化的视野，我们也已经掌握很好的国际化的工具，由于全球化的背景，这种情况下面倒反过来开始思考你的内心的精神家园，你的境途在哪里？像我们这样的人，一方面是拿着宝剑冲锋上阵，一方面是拿着锄头在耕种自己的家园，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人，需要面对国际化的时候，在世界舞台上，我们会拿着锋利的剑会去跟世界比拼，我们一定是有话语权的，甚至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当中我们将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但是在面对我们的家园的时候，我们开始知道我们要守着我们的这种境途，我们应该有自己精神的归属，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家园，我在北京的时候曾提出来：“把生活作为艺术，给灵魂安个家”，这是我所要的。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