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文价值：维美画面中的胡同记忆

1960年10月，彭英才出生在北京一条普通的胡同里。他在胡同里出生，在胡同里成长，在胡同里生活了40年。直到胡同拆迁，搬进楼房，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胡同。

在彭英才儿时的记忆中，童年的胡同生活是美好的。那狭长斑驳的胡同，方方整整的四合院，才是最宜居、最融洽的生活场所。四合院里，几个不同的家庭，挤在一个不大的小空间里，虽略显局促，却融洽得跟一家人似的。无论大情小事儿，邻居都会伸手帮忙。出门可以放心地把钥匙交到邻居的手里，请邻居打理家里的事情；家长上晚班，孩子可以到邻居家里去写作业；下雨了，你在院子里晾晒的被褥和衣服，不用着急，等你回来的时候，邻居早就帮你收到屋里去了……

只要不是冬天，每到傍晚，四合院里的邻居们都各自搬出一个小饭桌，把家庭的晚餐变成了邻居间的“聚餐”，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吃饭，那其乐融融的场景，别提多温馨了......

还记得四合院里那棵高大的桑树，每到夏天，紫红色的桑椹挂满枝头，院子里的孩子们用竹竿打落一地，躲到屋里等着灰喜鹊飞来捡食。不一会儿，满院子落满了一片灰喜鹊，叽叽喳喳的“集体聚餐”，顿时给宁静的四合院平添了几分喜气。

那时，院子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能坐一回飞机就好了。可那个年代，坐飞机几乎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奢望。于是，每到刮大风的时候，彭英才就招呼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爬到大桑树上，随着树枝随风摇摆，去分享“坐飞机”的感觉。

从儿童时代开始，彭英才就是四合院里的“小画家”了。那时候，自行车是家里的“三大件”之一，人们爱护有加，往往都在车座上罩一个座套。其实就是一块三角形的布，再砸上一个“涛子边”。彭英才把邻居的家自行车的座套要过来，用粉笔在上面画上一朵小花，让大人们用缝纫机砸出彩色的线条，座套就变成了带花儿的座套——这就是彭英才最早的美术作品。

上小学的时候，彭英才在班里美术课成绩是最好的，每次画画儿都是满分5分，很快就成为了班里板报组的成员。有一次，美术老师临摹了两张李可染的山水画儿在班里展示，少年彭英才觉得老师画得特别好，居然下课到办公室去找美术老师，要求单独辅导。老师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利用课余时间，每天对他进行美术辅导，使他的画儿有了更大的进步……

虽然毕业以后，彭英才先后做过车工、铣工、保卫干事，其间还当了几年兵，后来又娶妻生子。但他在任何时候，从来没有放下过自己手中的画笔。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都在不停的写生、作画，非常用功，也非常刻苦。

一次偶然的机会，彭英才认识了著名画家黄钧的学生寇振，在寇振的指导下开始苦练“十八描”，使绘画的线条有了一个飞跃的进步。后来，在寇振的引荐下，彭英才成为了黄钧的学生，拜他为师，开始正规的学习绘画。在黄钧老师的指点下，苦学工笔仕女和工笔花鸟。此时，彭英才的绘画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提高得很快。

随着绘画水平的不断提高，彭英才更加热爱绘画，把它当作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作画，他毅然决然的辞去了正式工作，步入了职业画家的行列。开始卖画为生，用自己的作品养活自己，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2003年，彭英才居住了40年的胡同开始拆迁，“大杂院”里几代人居住在一起的老邻居们挥泪惜别，纷纷搬上了楼房。住楼房的优越性自不必说，居住的条件确实好了许多，宽敞了、明亮了、干净了，夏天不热了，冬天不冷了，再也不用冒着严寒在公共卫生间如厕了。居住环境好了，可人文环境却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上了楼房，再也没有胡同里老邻居之间的和谐相处了。隔绝的空间，使楼上邻居之间，缺少关心，甚至互不相识。

从胡同里的亲切热闹，到楼房里的隔绝冷漠，彭英才感到不习惯，感到没有人情味儿，感到没有安全感。他真的有些怀旧，有些留恋胡同四合院的生活。他拿起画笔，凭着自己40年的记忆，把原来的家——胡同里的老屋用水墨的形式画了出来，用以宣泄自己怀旧的心情。

这种怀旧的味道，首先被家人接受了。看着胡同老屋的旧貌，家人产生了共鸣，产生了亲切感。彭英才把这张画拿给一些画家朋友看，朋友觉得“很有味道，应该多做一些”。他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开始在京城的胡同里穿梭，寻找素材，写生创作。经过8年的努力，创作出一大批“水墨胡同”原创作品，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水墨胡同”风格。

2012年9月，彭英才在东魁艺术馆举办了自己的“水墨胡同”作品个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怀旧的风格，引发了怀旧的“共振”。正如著名京剧艺术家袁世海的侄子袁宝钧先生所感慨的那样：“看到这些水墨胡同作品，使我回忆起当年的胡同生活”。京城里那些有过胡同生活经历的收藏家们闻讯而来，向彭英才求画儿，说：“这才是值得收藏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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