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对我的关爱及上海的都市生活，让我渐渐地淡忘了家乡的亲人，慢慢接受了她。戴爱莲除了在生活上关心我之外，还培养我对舞蹈的兴趣，送我去舞蹈学校。这点爸爸就做不到。爸爸只喜欢和他的朋友们谈论画画的事情，从来不关心我的生活，更别说教我画画了。其实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很坐得住，应该还是适合学画画的。记得一直到我很大了，自己学着临摹了一些山水、花卉小品和人物给他看（爸爸擅长的人物实在太难画了），他才赐教说：“你比较适合画工笔。”

再回头说戴爱莲。和她相熟后，我也就把她当自己的亲生母亲了。每次爸爸和戴爱莲有什么活动，总会带上我一起去，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样子。那时爸爸是美术协会副主席，戴爱莲则是北京舞蹈学校校长。记得有一次，他们有活动没法带我去，我又哭又闹。虽然最后还是没去成，但有女儿撒娇的家总算是充满生气的。

从性格上讲，戴爱莲和我爸爸极为相似，两人都是事业型的人，却又充满浪漫细胞。爸爸曾回忆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班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的确，这样的个性，使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同时也导致了婚姻的失败。

1950年秋末，爸爸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一去半年多。冬天回京，冷不防戴爱莲提出离婚。戴爱莲当面就对爸爸说：“浅予，我已经不爱你了。”

爸爸在自传中写道：“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他是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屈指算来，从1940年到1950年，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我们却是这样分手。”

我当时十四五岁，平时住在舞蹈学校里，戴爱莲住在舞蹈团里，家里就剩爸爸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闷闷不乐的。

印象中爸爸是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而戴爱莲是一个生活非常不规律的人。爸爸每天早起锻炼，按时吃饭，而她是困了才睡，饿了才吃。他们离婚后，我仍然经常去照顾戴爱莲，我不希望他们分开，因为只有爸爸最了解她，能和她进行精神上的沟通。

令人嗟叹的是戴爱莲的晚年。“文革”中，那个让她移情别恋的青年舞蹈家拿了她所有的钱款逃走了。她没有后代，以后就一直独居。2006年2月9日，戴爱莲因骨结核并发症与世长辞，享年90岁。记得那天下午5点多戴爱莲的生命体征消失的时候，我在外面刚给她买了全新的内衣裤，听到消息就急忙往医院赶，但当时是下班高峰，我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一个劲儿催促出租司机快点。等我进了病房，戴爱莲的脸上已经被蒙上了白布。我揭开白布，扑到她身上痛哭。爸爸早就在1995年过世了，所以那一年只有我为戴爱莲妈妈戴孝、守灵。她的葬礼上没有哀乐。

王人美——他们磕磕碰碰过了三十年

我爸爸的最后一任妻子是王人美。他和王人美的婚姻持续的时间最长，他们结婚那时我已经20多岁了，可以说是看着他们磕磕碰碰过了30年。在王人美的回忆录里，给爸爸下了这样的结论：“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我觉得，她会这样想和她自己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王人美是演员，没什么文化底子。她就像她扮演的农村女孩一样，是一个天真、简单的人。她之前和金焰的一段婚姻也是失败的。离婚后的王人美精神遭受了创伤，是北京的一个姐姐把她接了去，让她接受心理治疗，后来进了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工作。

她和爸爸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两个过来人的目的都是组成家庭，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经过几个月交往，爸爸便直率地提出结婚要求。王人美开始有点犹豫，后来还是接受了。那时王人美41岁，比爸爸小7岁，她离开前夫已经10年，而我爸爸也已独居5载。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他们草草结了婚。

这样没多大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结婚才一个月，两人就为一点儿小事顶撞起来，也不知是否因为曾经受过刺激，王人美一吵架就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爸爸离婚。事实上两人都心高气傲，不愿面对彼此心有所属的事实——王人美情系金焰，而爸爸还深爱着戴爱莲。

其实王人美也挺可怜。她的事业一落千丈，尽演些不重要的角色。她不懂画画，对爸爸的事业也漠不关心，不喜欢爸爸成天想着去哪里画画，不能陪她。有一次，爸爸和朋友在客厅聊天，让王人美去厨房煮面，她不乐意，一怒之下摔了锅子。我记得那面条唰地一下就飞上了天花板。客人脸色很尴尬，爸爸赶紧把客人请回客厅。

尽管如此，王人美毕竟还是我的又一个妈妈。爸爸可以躲着她（他们于1986年秋季分居两处），我却有责任照顾她。1987年，她病倒了，成了植物人。爸爸那时在全国政协开会，由于会开得紧张，又为王人美的病情忧心，忽然觉得心脏隐痛，被送进了空军总医院。

王人美住院后，我请了两个阿姨照顾她，后来发现她们竟然偷东西。我一生气，把两人辞退了，又换了一个年纪大的保姆，给她双倍的工资。王人美妈妈走的那天，在她身边的只有我和那个保姆。

她是凌晨3点停止呼吸的。第二天早晨，我给爸爸打通了电话。我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有思想准备吗？”爸爸知晓了，一时无语。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道：“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1987年4月23日，人美遗体在八宝山火化。火化前，生前好友向她遗体告别，而作为她三十多年的家庭伴侣，我却只能从空军总医院窗口向空中遥祭。”

王人美的单位派人处理了后事，我替这最后一个妈妈穿的寿衣。

王人美去世后，我猜爸爸其实很想和戴爱莲重结连理，我也有心撮合他们。有好几次我去戴妈妈家探望时跟她说：“你看，你和爸爸一个住花园村，一个住东单，我要照顾你们还得两头跑。为了我省事，干脆你们搬到一块儿住算了。”她听了总是笑笑，也不言语。

我以为她大概是同意了，就买了几个柜子放在她家里，准备他们复合之用。可没过多久，她从国外回来找我谈话，很郑重地说：“我不能和你父亲复婚，因为我心里始终忘不了我初恋的爱人。”

原来，戴爱莲那次去英国和她的初恋情人威利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威利的夫人已病故，而威利也因此受到打击一病不起。在其子女的要求下，戴爱莲陪着最初的爱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世上的事也许就是如此，我想爸爸心里也是很无奈的吧。

叶浅予——失败婚姻把他变成一个哲学家

从1989年夏季开始，已经82岁高龄的爸爸用了两个月时间，为他生命中的四个女人立传。在这两个月的写作期间，他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才发现以前的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是不理智不成功的。

爸爸认识到她们陪伴在他身边的时候，其实都体现出“妇女固有的美德”，处处照顾他的生活，抚慰他的心灵，尤其是梁白波甚至不惜屈居于情妇的地位，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而他自己呢，虽然也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也有委屈情绪，但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总不自觉地暴露出某种优越感，忽视了对方的委屈，因而在共同生活中，常常指责对方的缺点大大多于指责自己。比如，当王人美指出爸爸的大男子主义时，他不但不加以自省，反而反唇相讥，说什么有大女子主义的人才会看到对方有大男子主义，逼得她让步。

爸爸一开始给这篇传记起的名字叫《爱怨四人传》。写完后重新审读时，发现自己的某些观点不太好，觉得有重新改写的必要，同时也觉得《爱怨四人传》这个篇名太露骨，就把它改为《晴雨半边天》，这样似乎含蓄些。但他还是觉得“半边天”的说法是在为自己洗脱罪名，企图把责任推到“半边天”去。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以《婚姻辩证法》为篇名，分五个专题，以哲学的眼光来看他的婚姻观和家庭生活。于是，就把内容重新整合了一下，先后次序也重排了一下。用他的话说，就是“打破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先例，向读者全面、彻底、老实地暴露我个人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

记得苏格拉底曾经讲过一个十分有名的笑话，他对一个即将结婚的学生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如果你娶到贤惠的太太，你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娶到不好的太太，你会和我一样，成为哲学家。”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太太是“不好的太太”，那我爸爸就是“不好的先生”。“不好的先生”通过反思，变成了哲学家，于他已经是十分不容易了。

【编辑：李洪雷】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