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沈津，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在当代版本目录学界里，他堪称“国宝级人物”。沈津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曾在上海图书馆任职近30年，师从顾廷龙研习目录版本之学，后又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近20年。他经眼的善本超过两万种，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评论沈津道：“环顾海内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难以寻觅。”
沈津时常自称“蠹鱼”，在博客上的网名叫“书丛老蠹鱼”，出自张元济的诗“我是书丛老蠹鱼”。他著述数十本，几乎每本书皆与书相关，且含有“书”字，比如《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书韵悠悠一脉香》、《老蠹鱼读书随笔》和《书丛老蠹鱼》等。
4月19日，记者在深圳图书馆见到了这位传闻中的“蠹鱼”，只见沈津穿着格子衬衫、背着双肩包，神采奕奕，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位68岁老人。他和夫人及两名学生甫一到达地点，就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直奔六楼的图书馆专用古籍书库。还没等走进去，一股独属于古籍室的味道远远就飘散开，夹杂着用来防潮防虫的樟脑丸气味。
据深圳市图书馆副馆长张岩介绍，图书馆现有古籍300种、3000册，其中善本古籍约有300册，抄本居多，均为1989年由知名中医教授张太无老先生捐赠。在浏览了书库的主要书籍字画后，沈津点评，馆藏的果亲王点定抄本《唐宋元文约选》“非常好，很难得”，“书的记载和装帧都很漂亮，用的纸张和线也很不一样，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百姓家的东西”，并建议工作人员可以为该书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但至于该书是否是孤本，沈津表示还需要做更细致的筛查。对于曾有争议的该书抄写地点，沈津认为，目前来看并没有确切印章或文字表明具体地点，所以无法完全断定，他强调支撑古书研究的结论都得有实物证据。
参观过程中，沈津还对其余古籍善本进行鉴定，传授了不少关于古籍的经验：翻看古籍书不一定非要戴手套，正常的翻看并不会对书造成伤害；古籍还要经常翻，这比放樟脑丸保护防止蠹虫效果要好得多；生了虫子的古籍最好挑出来另外放，因为“古籍也有传染病”，生虫的古籍会侵蚀那些完好的部分等。
善本不以时间为线，以稀为贵
记者：现在划分善本的时间是怎样？
沈津：现在一般是按照清代乾隆60年前，但是也不能完全按照时间线一刀切。比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出版物，国内现在留存的不到10本，其余的大都被传教士带去国外，所以基本都算是善本，还有延安时期的出版物流传到现在的也很少，因而也很珍贵。总的来说，善本的标准还是按照“以稀为贵，难得、珍贵的图书，并非完全按照时间线”。
记者：版本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沈津：主要还是看两点，字体和纸张。另外，图书的装帧、印章用来辅助。但这个还是没有捷径，还是多看多记。
记者：您非常幸运，在海外接触到大量古籍善本。
沈津：确实，在海外图书馆看古籍很“享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我看到了大量1949年以前的图书，尤其是元、明、清朝的善本和大量近代书。大约是民国初年，有很多古籍被人从大陆陆续运到美国，除了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哥伦比亚等很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藏量可观。并且海外古籍的质量也很好，有很多收藏都是内地没有的，加上有西方学者用西文写作的研究中国的学术著述，从而得以看到西方视界里的中国。
很多访问学者到了这些图书馆，就像是“小老鼠进了大米仓”，使劲汲取知识。除了做研究看书，成本也便宜很多，最重要的是大大开阔了收藏古籍的眼界。比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大学教授到了台湾，在那边做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图书和杂志上，这些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都看不到，后来我在燕京图书馆里居然看到了。还有，内地以前没有版本学杂志时，台湾中央图书馆的馆刊也给版本学研究者提供了参考。
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记者：您回国后，很多图书馆都给您抛出橄榄枝，但您后来选择了中山大学图书馆，这两年您在那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沈津：当年我选择中山大学图书馆，主要是那里收藏的古籍善本基础就很好。除了数量上可以名列全国前五，还很有自己的特色，加上馆长程焕文思考前瞻、思维活跃，一直在为推动图书馆前进，增强馆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就有意加入。另外，图书馆还有个古籍修复基地，是国家文物保护项目。
这两年，我在中大除了与外国图书馆合作，修复西文古籍，另外就是做善本书目，希望做一本可以体现中大馆藏资源的书目，虽说是“无错不成书”，不过我在工作中还是尽量避免出错。工作中，我一方面自己也还在坚持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把我自己多年在版本学的工作实践告诉给同事。比如有一次，有个同事拿到一本书，说这本书无序无跋，怎么整理？我拿过来一看，就立即断定这本书肯定不是在大陆东部地区，根据图书采用的皮纸判断应该出自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后来看到书中有一个图章很有意思，写的有“刻、印、篆”，就大致可以推断出这本书应该是一家刻字店，并且是刻字、印刷一条龙的，这个图章就是小书店推销自己的办法。
我还在做一件事，就是给图书馆里日本、韩国、越南出版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写提要、善本书志。这些书的数量不小，写三四千种书的提要跟写一两篇又不一样，得有一定的模式，我一般就是先让学生写一篇，再通过实践训练，同时借鉴前人著作经验，让学生写作慢慢积少成多，也算是培养人才吧。总之，一直坚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民间收藏家是一股势力
记者：国外的馆藏和内地的古籍善本收藏情况又不太一样，内地民间有不少搞收藏的。
沈津：国内有很多一流的收藏家，比如韦力。还有励双杰，他是浙江慈溪人，收藏家谱，收了1800多种，是中国收藏家谱最多的一个。收藏印谱的林章松也是奇人，收了1800多部，很多都是元明清的，大概称得上是华人世界里印谱收藏最厉害的了，但他很低调，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他，所以说民间收藏是一股势力。他们对于藏书大都是“只进不出”，也在不断向前进，为传统文化做研究，贡献力量。现在，民间收藏的数量可能占不到5%，其余95%以上都在图书馆收藏，但是这5%的收藏也不能小看，有很多是国家没有的，很多是孤本，特别了不起。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历灾难、战争、政治运动中保存下来，实在很难得。
记者：那您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沈津：我打算写一本《新书林清话》。《书林清话》这本书很好，是文献学、目录学必看书目，作者学问也很好，但都引的是各家的藏书志，所以现在也有个问题，一些文献学、版本学上的很多观点都是千人一面，很少人有实物研究。比方很多人说宋代书籍装帧都是蝴蝶装，但我就有个疑问，说这话的人有亲眼看过宋本书么，看了多少呢，内阁大库、国史院的蝴蝶装都属于内府，但除了官刻，还有大量仿刻和私刻，很多仿刻本都不是使用蝴蝶装帧。所以我做研究，一定要亲眼看到第一手材料，比如研究明代书籍价钱，我一定要看到有书价的印才行。因为版本学、文献学永远研究不完，写别人没写过的，才有意思。
记者：但现在的人根本没有条件看到实物啊。
沈津：确实是，古籍版本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图书馆现在有个现状：青黄不接。一方面是很多拍卖行顶替了旧书店，很多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接触到大量古籍，这种情况下私人能出人才就很了不起。过去，很多杂物店小老板后来养成大本事，成了大专家，就是看得多，练就了本领，做这一行没有捷径，还是要看多记多。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