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71岁,是在1933年。而始摹赵之谦,据《白石老人自述》,是在1905年43岁。到1910年,白石始将汉印意味融入赵之谦的篆刻中,渐渐脱去临仿。而1933年,《白石印草》八卷本刊行。同年,白石将四年所作篆刻,集印为谱,并作自序:“以上皆七十衰翁以朱砂泥亲手拓印,四年精力,人生几何,饿殍长安,不易斗米,如能带去,各检一册置于手侧,胜人入陵珠宝满棺。”以上这一段批注,联系以上两印自赞的批注,可以看做是齐白石先生在整理自己篆刻旧作与新作钤谱过程中的总结。
第二册,开篇下自注:“金癸卯年与郭五同游江西,湘绮师谓封书最好刻一螺印,朱泥之上。”癸卯当1903年,白石41岁,是年四月随夏寿田到北京。樊增祥欲荐白石入宫为慈禧代笔,夏寿田拟为其捐县丞,均被白石婉拒。次年春,陪王湘绮游南昌,湘绮为《白石印草》作序说:“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画品琴德,俱入名域。尤精刀笔,非知交不妄应。”齐白石自1903年至1909年,曾六出六归,游历增长了见识,结识了很多重要的人物。这里的“郭五”,即郭葆生,与白石相识在1897年,其后他与夏寿田成为齐白石的至交。
第三页“三十以后一字寄园四十以后又字苹翁”,下批注:“四十岁所刊,此石可以不存,今尚存者,不弃旧也。”以下页钤有“萍翁宝玩”,上一册中亦见:“苹翁”、“心无妄思”、“齐氏借山馆藏”、“愿花长好夜樊香”以及前面所述“我生无田食破砚”、“身健穷愁不须耻”等印,均注:“二十几岁”或“二十岁后所刊”,实际上这些印,仅据这第三页上的印文,就可知不是二十岁左右所刻的。其他如:“借山馆”、“借山主人”、“藏于借山”等等印,或其创作时间都要比白石自批注的时间要晚。
在齐白石早期生存的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官话”,这种“官话”,说的是“冠冕堂皇”又虚无缥缈,例如王湘绮、樊增祥等人为齐白石所作的《序文》、写的《润格》,上面已经引述。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然也就需要有与此相适应的生存方式。白石将他学习篆刻的时间提前,甚至与自己前面曾经的自述,明显矛盾;自我夸赞,甚至在自评印作中说“同人称之,以为乱真,即钝丁亦不能辨也”,“与二金蝶堂印相伯仲”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其白石在那个社会中,为求生存,寻找支点的一种生存方式。
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知道这部印谱的内容,是齐白石“三百石印”的钤谱,其中的批注,是追忆和记述自己篆刻过程。此谱钤盖的时间,排除第二册的后半部,大约在1928-1946年之间。这样的印谱,在齐白石先生手中或也是,唯一的记录和存照。
这批资料中还有四方印章,一方是寿山石白文“麓山红叶相思”;另一方是寿山白芙蓉石“借山老人”,侧款刻:“白石年七十后自刊”;第三方同样是白芙蓉石,其作两面刻,一面做“望风怀想”,另一面做“此物曾见苹翁”。这三方印章,都应该是“三百石印”中物。
“麓山红叶相”此印布局开张,竖笔画求变,正是白石完成“衰年变法”以后的刻法。此印的使用见齐白石画作《菊蟹图》,此图原为北京文物商店旧藏,后归新加坡收藏家所有。此画作曾在1993年和2010年,作公开展出,画作落款是“九十四岁白石老人”。1954年齐白石94岁,在此画作上同时钤盖的还有一方“借山翁”印,由是知1954年时此印仍在白石手中行用。
“借山老人”印和闲文两面印,印材皆为寿山白芙蓉石,这在白石自用印中,已是少见的上等印材了。佳材必有佳刻,见佳石必精心布局,小心下刀。故而这两方印章,恐怕也是白石心爱之物。“借山老人”布局自然,用刀果断,具有白石“藏巧于拙”成熟期典型特点,可以视为当时篆刻的标准品。1900年庚子,白石38岁,其为一江西盐商画《南岳图》十二幅,得银三百余两。白石用这笔钱典租了距星斗塘不远的梅公祠居住,在此增盖了一书房,取名“借山吟馆”,并在此作诗数百首。1904年甲辰,白石陪王湘绮游南昌,曾有联句失对之事,白石痛感读书少,吟诗尚有瑕疵,故把“借山吟馆”的“吟”字删去。只称“借山馆”,自署“借山老人”、“借山老子”、“借山主人”等。称“借山”寓意山本非吾之所有,不过借来娱目而已,由此可见白石之性情。
两面印,一面作“望风怀想”,另一面作“此物曾见苹翁”,并无边款。细朱文“望风怀想”,四字均布,虽折角方硬,却处处追随汉朱文的平正匀称。而“风”下“虫”字,柔媚婀娜,具有白石1905年摹赵之谦和在其后取汉印意味融入赵之谦时的特徵。另一面朱文同样是六字均布,力求均称,并带有汉印的风格。此方印并见于同组的齐白石印谱第一册16至17页,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影照”。白石老人暮年仍头脑清醒,心思缜密,即赠手钤旧谱,同时又有一方印石相互印证,这是何其周到的安排。
在这批印章中,还有一件五面刻的石章,另一面有长跋。据长跋云:“好学印直清刊,门人印润泉刊,八十印曼云刊,害人印余自刊也,丙子五日白石记。”下又补注:“月圆印白云刊。”以此知,这是白石授徒时,一方面自己做示范,另一方面命学生进行仿刻,这方印石正是授课过程的实物遗存,是很有价值的历史史料。
在这批资料中还有一盒浅绛彩的印泥,浅绛彩瓷出现在晚清到民国期间。这种彩瓷由于带有文人书画意境,不同于一般的烧瓷工匠所作,故而,在“京师”之地的京津地区很是流行。盒内为“朱砂”印泥,虽然因放置了半个多世纪,印泥干涸。但以当时所配朱砂细腻讲究,艾绒纤维较长,即使干涸,也可以“调活”。而且据北京琉璃厂清末擅制“八宝印泥”的魏长青所存秘方,其制作程序极其复杂,配伍多种名贵中药、以及珍珠粉等材料。而近代的制品,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这一组重要的齐白石篆刻资料,根据我们已知的白石先生习惯。它既不是白石先生出售的,也不会是白石先生身后流出的遗物。这应该是白石先生晚年,特别赠送给某位重要人物的一种“私藏”珍品。这样一份周备的篆刻资料,而且都是白石一再向子女重申“不得以一方与人”的“三百石印”中物。足见这一组物品,当时白石先生的送出,一定是有其深刻的意义。
六十余年后的今天,其再现于世人面前,诚应视作弥足珍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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