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忠作品《书童》

黄阿忠、孙良、姜建忠三位都是油画家，然而前不久三人却联袂展出了各自的国画作品。“黄阿忠、孙良、姜建忠国画近作三人联展”也引发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化当代性的讨论。三位油画家的这次跨界，不同于现代观念水墨的符号式图解，而恰恰选择以经典传统的笔墨语言，去表现中国文人画的意境和神韵。关于中国画、中国文化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当代性，中国如何从传统中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如何摆脱西方的话语模式等问题，策展人李晓峰与三位艺术家进行了对话。

为什么当代选择“回望”

李晓峰：怎样算当代性?当代不会就是那些西方用过的文本吧？其实，按学者刘小枫观点，当代、后现代其实还没有跨出现代性的命题。本质主义烟消云散后，不再本质化的都归到了现当代。

孙良：很多艺术在中国历史上，以前的讲法是复古运动，实际上还是创新。我不用复古，我用“回看”，这是更有意思的问题。

李晓峰：是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当代选择“回望”传统？这正是需要深入触及的话题。比如这几年越来越明显的中国元素，不再是那种符号化的政治POP，如领袖符号、光头等，不再具有那时的张力。这时艺术家们开始往久远的、深层的传统中国回望，是历史苏醒、文化情怀？

中国当代艺术“回望”传统，我觉得和一直搞国画传统的人不同，所以，当代“回望”传统的意义可能大于传统本身，甚至大于当代本身。这是三人国画联展或许会给当代中国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就如“星星美展”，从那时走到现在30多年，结果那个“不准调头”的著名符号，突然貌似调头了，可以叫回首、回望，深层的意味呢？

孙良：中国的当代艺术面临着三个女妖，《荷马史诗》奥德修斯的典故。奥德修斯在回家的路上，必须经过一个海岛，那里有女妖唱很美妙的歌，过往的船员都会被这个歌声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将船划向那个岛屿，但最终都在接近岛的时候撞上暗礁，船毁人亡。所以，他叫他的水手们用蜡封住耳朵，当经过那里被歌声吸引的时候，那些船员是听不到声音的，他和船保存下来。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呢，我认为也同样被三个“女妖”吸引：第一个，就是权力与体制的引诱，第二个是市场，还有一个“女妖”就是帝国主义。

李晓峰：你指的是“西方”吗？

孙良：对。西方用它所谓的革命或者是激进的口号来引诱艺术家，这个引诱的过程会使我们忘记我们自己的传统和审美。现在中国很多艺术家都想“创新”，好像不当代就不是人一样的。但是在西方你会发觉在它的文化当中常常会出现回去、回家。

黄阿忠：画家认识自己最重要。有人说你可以搞抽象画，我说我不会。当代不起来也可以存在。我画国画不是为了追求时髦，我就是自己想画，为什么呢？我觉得国画里边有中国的一种精神在。

李晓峰：跟你吃中国饭一样，吃着顺口，画着顺手。

黄阿忠：我画国画就是觉得自己很开心，这个开心是什么？就是“玩味”呀，实际上，我觉得当代不当代不重要。

最好的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历史把一个东西交给你，一代一代交下去，交的过程中会有损失、有丢失，也有添加，比方说齐白石，他的东西肯定有传统。但是与石涛和巨然相比，不完全一样。这个里面会随着时代去添加很多东西，又成为新的传统。传统有三块：第一，传统是一个大文化，比如中国传统的大文化包括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另一块，就是民间的艺术；第三块，就是西风渐进以后给我们的影响。

所以说今天做这个展览我觉得意义很大，在于我们重新审视传统，而且是以油画家的身份去审视。

李晓峰：我们原来强调创新、现代化，都是那种所谓的进化态度，后来发现西方人很强调回家的，就是困于找寻到一条回家的路，那阿忠讲的这个“玩味”跟孙良讲的“回家”的概念有什么关系？

孙良：不一样，他是谈他的一个喜好。今天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是自己文化当中某些优秀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回看一下。

李晓峰：你现在画国画是否跟你刚才讲“回家”的感觉有关系？

孙良：画国画是我喜欢的。借梁漱溟讲，人生有三个阶段，年轻时候是左派，中年我就成了右派，晚年要当无党派。我的解释，年轻的时候要造反，要弘扬自己的一种张力；中年，是右派，就是知道了什么是好，好的东西在哪儿；晚年，包容一些。但我主要说的是，没有一种艺术像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人绘画那样会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提高的，甚至在晚年达到高峰。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