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当下我国拍卖业的现状有多么糟糕和令人沮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本土拍卖业的兴衰成败,与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
从商业属性上看,拍卖行在造富的同时,能够帮助艺术品实现最大的“商业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最佳市场推手。国外成熟的拍卖市场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成功案例,西方许多大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在生前或身后显贵寰宇、名标艺史,很多都借助了拍卖行的价值认定体系。无论是毕加索还是梵高,或是别的什么艺术家,也无论他们起步于何种商业模式,但是他们作品的最高价值认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辉煌的拍卖场上得以实现。
从文化属性上看,拍卖行可以通过市场价值认定体系的轰动效应,在艺术沙海里淘出一些默默无闻的艺术“真金”,使得它们的文化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区域概念,蜚声于世界艺术之林。例如中国的宋代名瓷古画、古罗马时代的人物造像、伊斯兰世界的古代金银器等,都是在拍卖会创下天价成交记录后,才被本土以外更多的人所了解,尽管拍卖公司的价值体系与文物自身的综合性价值认定可能有多么大的差距。
假若我们的本土拍卖公司能通过积极健康的流通方式,汇集大量存在于中国民间的珍贵文物,不但可以大大减少日渐加剧的中国文物巨量外流,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国人对本土文物的鉴赏水准,进一步专业化、科学化调动社会力量为国藏宝,使民间藏宝真正能成为国家藏宝的有效补充;
假若拍卖公司能够通过拍卖的方式,用价格杠杆独立诠释、标榜中国本土文物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的文物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由我们自己说了算,而不去盲从洋人的价值体系,做外国拍卖行的“跟屁虫”,甚至当外国古董商的“垃圾推销员”,那么,过去那种“洋人说什么东西好,中国人就掏钱买什么”的可悲局面就不会再出现,类似于“圆明园兽首拍卖”的恶作剧也难以重复上演。
需要提醒的是,以上光辉灿烂的场景,全都是建立在记者的“假若”之上,要让中国民众真正对中国本土拍卖建立信心,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条路究竟怎么走?专家和民众都有说法。
国家文物局资深顾问谢辰生先生主张:“参照拍卖行业起步较早的西方国家,能成气候的也就是苏富比、佳士得等少数几家。现在中国的拍卖公司多如牛毛,没那么多真东西可拍,它就上赝品和出土文物,既搅乱了文物市场,又对文物保护造成威胁。要扭转我国文物市场的乱象,应当先从整顿拍卖行业入手,在全国分几个片区,以北京、上海、杭州为主,留下几家信誉好、已经形成规模和自身特点的大拍卖公司就够了。比方说嘉德、保利,还有杭州拍卖字画印鉴的西泠拍卖,等等……”
记者完全赞同谢老的主张。其实,近年来,我们国内像嘉德、保利、瀚海那样的拍卖公司还有一些,它们都在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经营方法和发展道路,正在逐步形成各自的风格,在某些艺术门类上的拍卖成绩甚至超过了国外同行,它们的成就完全值得我们期待。但是,我们当前更应当关注的还是对于不良拍卖公司的整顿,因为这样的拍卖公司已经遮黑了中国拍卖大半边天。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界受访者,曾轻描淡写地出了一计整治拍卖业的毒招——“死一批,活几个”。他对记者说:“现在大部分拍卖公司无法通过正常的拍卖业务来维持生计,专靠出租执照、高额收取各种名目的服务费用、为一些洗钱者和自我炒作者避税假拍收佣金等手段赚钱,只要有关部门稍微认真一点执法,比方说:规范服务性收费、严格按照拍卖成交额向拍卖公司征收税款,有这两招就可以将那些靠非法收入生存的拍卖公司置于死地!邪道成死路,活下来的自然会以良性竞争求发展……”
寥寥数语,可谓四两拨千斤!可是,当记者兴奋地将那位拍行高管的“锦囊妙计”转告有关部门时,官员们却面无表情、众口一词地回答:“整顿拍卖业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哪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轻松解决的?”
也许,这正是解决诸多“中国式难题”的死结所在。但是,面对西方拍行频频发生的恶意挑衅,面对我国文物保护事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尽管荆棘遍地、困难重重,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拍卖寄予厚望,不得不期待至今仍在乱象丛生的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中国拍卖业能够早日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积极担当起弘扬民族传统、复兴中国文化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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