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流拍”闹剧由于演砸而暴露了拍卖活动中的黑幕，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究意谁在有计划、有“水平”地造假？首先，钱杨的书法字迹有较高功底，不是招几个农民工就能完成的，需招募书法高手才能揽下此活；其次，造假者对钱杨有很深的研究“造诣”，因为像魏用贤这样早已退休、又仅与钱钟书有极少通信的人，他们都注意到并造了假信件，说明造假者中确有钱杨研究“专家”，还可能是钱杨很熟识的人；三是他们敢于联手把假书信公示，便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也可能没想到魏同贤还健在而且能出来揭发他们）。现在看来，这批书信造假的主体可能是拍卖行，也可能是委托人，或更另有造假团伙，我辈只能一头雾水。
不过我有一个疑点：既然药品、食品、日用品、车辆电器等统统不允许造假，为什么拍卖行的拍品就可以允许膺品横行？难道假文物假拍品可以不讲道德？拍卖行业的“行规”就可以不受社会的法律、道德约束？那不是说，社会可以有一个特权行业，它有权超越法律、道德了吗？这对构建社会正常秩序、提高道德水准无害吗？
我们不是有文化市场稽查管理部门吗？假书刊他们管，假音像制品他们管，这很好，但造假书信拍品，他们是不是也应该管起来呵？实际上此次钱杨书信造假，已构成了对钱、杨、魏等先生的名誉权侵害，已涉及法律问题，不是保利一句“真膺不便回应”这么简单，所以，我盼望这场闹剧最后有个法律及市场秩序的说法，魏同贤的揭发，应被看作是向北京市文化市场稽管部门的举报，北京的文化市场稽管部门应有所动作，查封这批造假书信；与此同时，杨绛、魏同贤也应举起法律武器，就名誉权被侵犯起诉造假者，目的是不使这批假书信缪种流传；不是骗几个钱的问题，而是捍卫社会道德的公平正义，捍卫文化史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不能让拍卖行业成为法律“特区”，不能让其享受“超国民”待遇。
【编辑：田茜】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