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画难征难鉴历来是拍卖业的一个共识。就拿“盈时”“四王吴恽”专场来说，其中的两三幅纯属巧遇偶得，等到正式拍板要做这个项目后，他们才明白要办成办好这个专场有多难。首先是各种信息恍如乱云，忽有忽无，回过头来再看，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几幅画竟然让他们国内国外地跑了那么多圈儿路。好容易探寻到一幅，有的还舍不得转手，各有各的理由。一位国外藏家的心态最有意思，开始说什么也不肯拿出来，理由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不想让过去比自己穷的中国人买走，面子上搁不下。“盈时”的人也有自己的理儿，这么好的中国古代绘画名作，应该要很好地交给后面的中国传承者，为历史留下一个清晰完整的民族文化脉络。“一个人一旦有了使命感，干劲儿大，办法也就多了。”说到最终结果，他们欣然一笑。

听着是宝，看着也是宝，拿在手上未必真的就是宝，一次鉴定可能让无数次苦苦寻觅变得毫无价值。在“盈时”，有的业务人员想方设法征集到上百件作品，最终可能一件都无法上拍。“一次真，万人信。”用一位公司高管的话说，他们的鉴定把关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哪怕只有一丝疑问，一点儿瑕疵，只要专家组成员有一个人提出异议，上拍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稍微差一点儿的拍品，我们都是能不上就争取不上，不是因为不真，而是要让买家能够收藏到更好的作品。”采访发现，即使像“四王吴恽”专场这样的上拍精品，虽然多有著录、展出记载和历代名家题跋，包括被徐邦达先生赞为“杰作”的恽寿平《古松叠嶂图》，到了他们手上照例还得按照“盈时”一拍一审的鉴定制度，重新过堂。一个专场9幅拍品，他们竟然动用了海内外数十位专家为之掌眼，说出来谁信？他们还建立起对鉴定专家社会利益关联度的考验制度，把对专家的综合鉴定工作置于拍品鉴定之前，包括所邀请的海外知名专家。鉴定过程中，他们采取的一些具体做法颇具行业指导性，如专家们经过对拍品多方位的品鉴，背靠背给出参考值(甄别结果与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在最后的权威鉴定依据中去名声化等。“信任能产生信誉。”对于“盈时”这种自肩责任、自负使命的做法，有同行说，他们把每一件拍品的鉴定工作当做一个研究课题，不走过场，不玩花活儿，不给买家挖坑、做套、设局，会很难很累，但对于培养一个精英团队很重要。

也有不理解者，甚至戏言他们“有法不依”，漏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一位艺术品商朋友告诉我，他曾在某拍卖公司见到选画一幕：老总亲自掌眼，一大捆画一会儿工夫便分成了两堆。问起来，那位小公司的大老板倒也直白：“什么专家？我就是专家，我说哪件能上拍哪件就能上拍，关键是看它能不能卖得出去。”类似这样拍卖公司员工兼任鉴定专家，使拍卖公司沦落成“潘家园”的现象，在当今中国拍卖行里早已见怪不怪。有了《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的强力庇佑，只要拍卖前按照该条款提示，简单声明一句“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便可豁免全责，还可以免去请专家做鉴定的全部费用。在这一条款备受质疑的16年间，没有谁能回答清楚上拍的古书画真品率是多少，就像无法统计“潘家园”卖出了多少赝品。正因为中国拍卖业的“宽容度”与“容忍度”太高，以至于个别拍卖公司拍假成瘾。对此，“盈时”高层给出的解释很简单，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利用明显带有保护色彩的有利条件来做有悖职责的事，否则会让公司在竞争中丧失自我信心和敬业精神。针对“盈时现象”产生的“盈时效应”，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指出，作为一个对艺术品市场各方高度负责任的拍卖公司，只要能够做到持之以恒，完全可以不必仰仗个别保护性条款而自我健康发展。这也正是“盈时”所极力倡导的一种阳光理念。

没有好的开始不会有好的结果。翻开即将举槌的2013年“盈时”春季大拍目录，一个个古书画亮点构成新的拍场星座——宋·佚名《寒鸦图》(又名《空山归巢图》)，尺幅阔大，深藏宋代民族本色，气象万千，尽显华夏历史一景；《宋人九札册》，囊括林椿、杨安道等名家笔墨精彩，既是宋代文化缩影，又见宋代绘画风光；金曜《花鸟草虫》手卷，一树花千形，瓣瓣不同情；毛益《■■图》历来为珍，难得一睹，如此精致细腻，妙不可言；十五开的陈淳《白阳山人墨笔册页》，一个完美至极的水墨世界，花叶如云影相随，引得戴熙题签，张大千再续……一再问及拍品背后故事，终难揭秘。难道是他们怕说多了“故事”会干扰买家的正常判断吗？

“没有一家拍卖公司能够左右中国这个快速发展、前景广阔的艺术品市场，但我们可以尽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希望它变得更好一些。”常乐总经理话如其名，笑而言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与民族、历史、文化和艺术息息相关的特殊事业！”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