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康人寿大厦的顶层多功能厅，到798艺术区100多平米的狭小空间，再到落户草场地，以非营利空间形式存在的泰康空间，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系统中独特的存在。从2003年算起，泰康空间在过去10年中的表现，恰恰折射出中国当代艺术较少为人注意和了解的一面。

初生

在谈到泰康空间创办初衷时，陈东升这样说:“我的商业生命起源于艺术品拍卖，第一次拍卖就涉及到了当代艺术（油画），其实当年大多数人还完全不接受当代艺术的概念。提到最早为什么要做泰康空间，现在回头来看可能和我当初做拍卖有一定关系，就是对艺术是有感情的。我做事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先想，想好了再做；另一个就是边做边想，先把事情做起来，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去完善和调整，做泰康空间的方式属于后者。另外我不好大喜功，我这辈子的做事风格都是这样，也是我的一个做人准则，就是从来不跟风，也反感张扬。最初做泰康（顶层）空间时，就是利用总公司十一楼会议室平常空闲的时间来支持年轻艺术家，这是最初的一个信念，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有变”。1993年创立了嘉德拍卖的他，对艺术有着自己独立理想的判断和见解，这似乎也注定了泰康空间的与众不同。

当时的北京，可供当代艺术展览的地点少之又少，这是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策展人们面临的共同处境。在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原始释放期之后，为“游击战”式的东奔西走所累的策展人们，都开始想要找一个可以长期使用的固定空间。此时的唐昕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固定的场地和费用对一个策展人的限制；在与泰康合作了几次之后，她和陈东升商量，把泰康人寿大厦十一层的多功能厅变成一个长期展厅，泰康顶层空间从此诞生，隶属于泰康人寿公益事业部，“空间”的概念也首次成为国内艺术机构的一种命名方式。这个面积400平米的长方形展厅，铺着地毯，墙面上也裹着布，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展览的实施。

更突出的问题则是，当代艺术出现在泰康总部，与写字楼里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刚刚进入体制工作的唐昕也很不习惯：“我个人突然有了正式工作，公司内部行政流程繁琐又官僚，我完全不能适应，能否坚持下去成了最大的挑战。那时空间只有我一个人，就干脆把办公室搬到花家地家里。这样与艺术家、圈子里交往方便了许多，才咬牙坚持没有在第一个展览开幕前拔腿跑掉。”有了这个空间，她随意地释放策划展览的热情，并没有太顾及公司体制内人们的感受，反而有时有点刻意触碰试探一下人们接受的底线在哪里。终于2004年10月举办的“马六明十年回顾展”激怒了公司的一位高管，对空间的各种不满被直接摆了出来，还是陈董的态度平息了一切，但想离开写字楼环境的想法已经在唐昕心里萌发了。这个阶段她策划了第一个长期的系列项目——《一件作品系列》，做了两次：洪浩+颜磊，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麒。

尽管陈东升并不经常以泰康空间的领导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他在整个过程中的坚持、耐心、不计回报的投入以及对当代艺术理性的判断，显然成为泰康空间从中国当代艺术的草莽期到如今越来越成熟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活力的重要支柱。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早期也曾星光闪耀的众多民营艺术机构和美术馆如今早已泯然民间。

沉淀

进入新世纪之后，商业的力量开始慢慢渗透进了中国当代艺术圈，北京城的东北角逐渐成为艺术家、画廊和艺术机构的聚集地，798更是成为大家的最佳选择。尽管泰康顶层空间此时已经在业内获得了一定的认可，400平米的面积也对艺术家有着足够的诱惑力，但在798新生的一批空间宽阔高大、硬件设施专业的空间的比照下，泰康顶层空间感受到了尴尬和窘迫。更重要的是，虽然泰康顶层空间位于北京城的核心区域，但比照当代艺术生态圈，它显得过于“偏僻”了。

2006年底，泰康顶层空间终于搬到了798。在2006至2008年那段“艺术大跃进”时期，兴奋的资本不计后果地闯进当代艺术圈，艺术机构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就遍布798，空气中似乎都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绪。资本催生了规模巨大的展览和体量惊人的作品，在众多空间开始凭借自身优势争夺艺术家资源时，泰康显然显得有点委屈。对唐昕来说，那是一段略显失落但相当重要的时期。泰康顶层空间在798的位置偏僻，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实体空间里，泰康空间日后的方向却确定了，“我确定了我们的空间理念——‘鼓舞与激励’。鼓舞艺术实验精神；激励年轻艺术家实验探索。这个定位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在艺术界的努力方向，隶属于金融企业的同时，自身也是独立的，是一个研究、支持实验艺术的专业机构。与其他机构的区别有二：其一，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服务对象，泰康人寿是我们的服务主体；其二，我们是以支持赞助而非交易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

现在我们再回头观望那段岁月，泰康空间实际上依然在进行着学术上的探索，只是在当时被更吸引眼球的事情盖过了。“新摄影·新绘画”系列之外，“一件作品”系列也是一个实验项目。这个计划每次会邀请一位成熟艺术家，再由他邀请另外一位艺术家，两个人共同合作完成一件作品。到2007年底这个系列已经完成了三次项目：洪浩+颜磊，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麟，刘韡+陈浩语（秦思源）。秦思源倒是对泰康空间的低调颇为赞同，“因为从全球化的角度，艺术已经是全球经济链条中的一环，要发生作用的话也必须跟全球经济的常规做法相协调，当代艺术的悖论就是跟这种现实有关系。一方面总是在强调反对这种全球性的趋势，可事实上却是在不断确认新自由派全球资本的合理性，是在配合的。我认为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是知道这个悖论的，还有一些是在夸大，或者对抗，或者无奈。但是从机构的角度，大多数就是赤裸裸的配合。其实也是没办法，投资者在全球化的经济链条里边是必须这样要求利益化的，所以艺术家或策展人就必须听老板的，如果没有资金你什么也干不了。国际上都是要有一个明确而很快节奏的效应，国内更是这样。因为你今年是什么样，明年还不知道怎样，一切都是不稳定的；所以大家都拼命想快点见到效应，不管是商人、艺术家还是策展人，都是一样的。因此在这种整体的大环境里，泰康的态度我很欣赏。我相信唐昕的立场肯定也代表了投资者的一种姿态，他们是有一个长久的打算，而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图一时之利。这个立场非常关键”。

追溯与激励

2008年的金融风暴让当代艺术瞬间降温至冰点，逼得大家不得不开始反思。而泰康空间经过在学术和展览形态上的探索，恰到好处地摸到了当代艺术的脉动。空间的理念从原来的“鼓舞与激励”升级为“追溯与激励”——“除了继续鼓励支持当代实验创造，更要追溯历史，了解当代艺术得以产生的更远的渊源。”在2009年10月的草场地新空间开幕首展上，泰康空间同时举办了“泰康收藏摘要”和“51 平方1号：赵赵”两个展览，正式向大家展示了泰康收藏的体系定位和泰康空间的新理念。尤其是“51平方”系列项目，为十六位年轻的实验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别样的展示平台，这个项目也成为年轻人的节日。

在泰康空间的展览计划中，董冰峰注意到，“摄影似乎又成了泰康一个比较大的主题。通过对摄影这一媒介和摄影史的关注和梳理，又延伸至相关的社会、政治和美学的问题，拉开一个非常长的时段去看摄影的历史性和当代性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历史的回看和研究的方式，是一种非常负责任和很有必要的方法论的探索。尤其对一个非营利机构的核心工作，会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运营支点和机构理念上的发动机”。

与摄影相关的展览，一方面与泰康空间“追溯与激励”的主旨相吻合；另一方面也提醒着大家对摄影的关注。华辰拍卖影像部负责人李欣认为：“像泰康这么早就关注到摄影的机构很少。从专业水准来说，泰康有很独到的眼光、对摄影也有很独到的认知；从长期关注来说，泰康也很值得推崇。现在逐渐出现了一些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甚至美术馆机构也开始收摄影作品；但是和泰康还是有区别，虽然从性质来说有相似之处。比如我们的美术馆、博物馆是公益的，这点与泰康空间一样，但是他们更多关注史料的收藏，而泰康更主要关注影像艺术，这有本质的不同。这里面也有一些私人的机构，比如基金也在关注这一块，目前来说至少有三个大基金、十来个小基金都在关注影像艺术和文化，但是他们和泰康的收藏还是有所不同，大多数还是有回报的考虑。因为是刚刚开始关注、认知摄影艺术，但将来如何能把这块资源再回馈给社会，还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不像泰康这样从一开始就有计划、有条不紊地在做事、在收东西、定期去梳理、把资源回馈给社会。在整个摄影文化的梳理、重拾和提升中，在整个市场的稳定持续发展之中，泰康空间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我觉得不光是泰康的非营利性质，还有主办者的视觉修养也有关系，跟她的认知、世界观都有很大关系。虽然现在公共机构很多，但现在能够做到泰康这个层面的不多”。

非营利

2011年，泰康收藏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泰康空间在收藏方面的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追溯与激励”更加深层次的涵义也让观者有所感悟。尤其是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非营利机构，泰康空间的定位和影响，也在这次收藏展之后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从机构形态上看，国内与泰康空间比较有可比性的可能是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尤其在一些研究的主题和项目规划上。但从金融行业、企业介入当代艺术的情况，从企业内部的架构上看，泰康好像又和民生银行有一点像，当然两个品牌的思路还是很不同的”，诚如董冰峰所说，“泰康空间的非营利模式，也应该引发大家关于非营利这一课题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的一些思考。我觉得目前在中国，‘非营利’，它肯定不是唯一的或可能标准化的方式，‘非营利’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主题和运作的形态，而不是说非要拿出一个标准的概念。我觉得可行性和持续性可能更重要；再比如丰富性，也是非常需要的”。

在这其中，持续性应该是最基本但也是最难坚持的特质，泰康空间的难得之处在于：泰康人寿持续不计回报的投入给了泰康空间最重要的支持；一个坚定并且有着自己独立判断的领导人和一个善于反思的执行人之间的高度的互相信任；以及对中国民营艺术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的清晰定位，也是泰康空间之所以成为泰康空间的原因。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