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的生活里似乎只容纳了三件事：吃饭，睡觉，下棋。

称“杜尚一点都没有像她（《杜尚传》作者王瑞芸）推崇的那样了不起，而不过是一个被神化、被神话化的法国混混”，并认为：“美国人正是如此从法国混混杜尚那里找到了‘美国艺术’（后来命名为‘当代艺术’）的形象代言人。因此，杜尚是美国的恩人，却是法国的罪人，欧洲的罪人。”本刊特邀王瑞芸撰写回应文章。

《杜尚传》、《杜尚访谈录》、《语录杜尚》均由王瑞芸撰写或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刚看到河清先生的文章《杜尚——一位被神化的法国混混》。实在说，看了之后，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首先，对于眼下这年头还肯耐烦去读一遍《杜尚传》的人我都心怀谢意；其次，他并且愿意写出感想发表出来；再有，他还用他的法文功底给我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细节（杜尚的化名“罗丝·瑟拉薇”，在法文的拼读中另有一层意思——这个说法，我在西方人的书里从没看到过）。

我跟河清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几年前在重庆川美组织的一个学术活动中。他秀骨清相，一派江南书生的模样。不过，作为书生，他挺有战斗力，走批判性思维的那一路，这挺好。

那么，必然，他对于杜尚也走批判的一路。对此，我也觉得挺好，因为，这正应了那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写的《杜尚传》肯定只是“王瑞芸眼中的杜尚”，我甚至一点也不坚持，《杜尚传》中的杜尚就必定是百分之百真实的杜尚。不是有个流行的词，叫“以己度人”嘛，我以我的“己”去“度”（解读）杜尚，河清先生以他的“己”去“度”杜尚，仅此而已。

我1988年到美国去读书，学习西方艺术史。去前，我对杜尚是知道的，觉得他不过就是一个给蒙娜丽莎画了胡子，往小便池上签个名字，善于胡闹的“混混”而已——这里需说明一下：这可不是抄袭河清先生的用词，我当时一毫不爽就是那么看的。

到了美国学习，满眼的艺术界大明星，杜尚又能算个什么呢？毕业后，我开始动手写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交给我的项目《20世纪美国美术》，所以得对美国整个20世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爬梳，一个人一个人地去熟悉，实话说，蛮辛苦。辛苦倒也就罢了，关键是，往往是辛苦一场之后，觉得没有看到亮。

这里请读者来替我想想看，比如，了不起的美国大艺术家波洛克（抽象表现主义大师），他努力奋斗，好，如愿以偿，终于成名了。可是，他怎么就越过越不好了呢？他怎么跟艺术相处得越来越紧张了呢？而且，他到了干脆就说“我痛恨艺术”。还有罗斯科，也是大师，也是艰苦之后功成名就，可他也被艺术压迫得要命，活在紧张和恐惧中。尤其不应该的是，他竟对自己的作品一丁点儿都不自信，每次开个展，紧张到要呕吐，甚至去问旁边画室的画家：“你说，他们会接受我吗？你说，会吗？”他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大师哦！这样的表现，叫人看了只为他们难受，这样的人，我们能拿来做榜样吗？我就照这样一个一个看下来，觉得气闷得很，觉得我们崇拜着的西方艺术大师，满不是那么回事，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连带着，包括艺术，都有一种让自己受骗的感觉（我是因为爱艺术而研究艺术的）……我固然不是个聪明的人，但终究不是个没脑子的人，基本感觉还算健全，当然忍不住要想：这恐怕是哪里错了。可是究竟哪里错了呢？大师怎么会错呢，艺术怎么会错呢，那是想也不敢想的。

这个时候，杜尚浮出水面了。对此，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还是没有拿他当个事，他只是那一列排着队等着我要检视的艺术家中的一个。通常，我对于每个要研究的艺术家，都到图书馆去把关于他/她的所有的书、画册都借出来，通通过一遍。对于杜尚也是如此。我很不经意地拿起Pierre Cabann（皮埃尔·卡巴纳）的Dialogues with Marcel Duchamp（《杜尚访谈录》），只看了第一页，我就一下子坐起来了，上面印着这样的话，卡巴纳问他：“回顾您的一生，什么是您最满意的？”杜尚回答：“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不必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普通人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可以说，我过得很幸福……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

我像是被人在脑袋上打了一棍子。什么情况？这个家伙！

我的好奇心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于是我开始着手了解他，知道了这个人年轻时画得很少，不好好去上素描课，溜出去打弹子球，后来弄上了现代派，才有了些要发迹的苗头。只因一幅画被拒绝，恼了，就开始拿艺术开玩笑，胡子、尿壶什么的全上。后来干脆兴出个什么“现成品”，就是把现成的东西拿来充艺术品，好了，就此大功告成。

1998年夏天，我到纽约去，顺便看看陈丹青，他那时还未回国生活，画室在时代广场附近，他也喜欢着杜尚，我们聊了一阵杜尚的潇洒。接着，我还顺便去看看徐冰。徐冰当时还在东村的地下室住着，正在日夜炮制他那套“新英文文法”，他也喜欢着杜尚，对纽约画廊里流行着的那些假模假式的后现代艺术看不惯。我问他：“既然那些艺术都透着庸俗，那么你还要做作品吗？你能不做吗？”问这句话时，他和我已经走出了东村街头的小咖啡馆，我们站在街头，正打算分手回家，他慢慢地说：“做——还是要做的，”然后，他抬头看了看天，仿佛跟一个看不见的对象对视了几秒钟，又对我说了一遍：“做还是要做的，嗯，不能不做啊。”一笑，走了。我没有马上走开，独自在街头站了一会儿，瞧着他走远的背影想：啧啧，还是到不了杜尚那个境界啊。

我把杜尚重新琢磨了一番。他看着好像懒懒散散，“没有正业，玩世不恭”，可这个人一直是有他用力处的。翻开《杜尚访谈录》，卡巴纳的采访回顾了他的一生，我们看到，在每个阶段，他手上都在做某件东西，只不过他做得很慢，不慌不忙，不累不沉，而且做得不叫人注意——杜尚一生都不爱声张。比如访谈录的第二部分，卡巴纳就和杜尚一直在讨论在现成品之外他做的其他事。卡巴纳对他说：“令人惊讶的是，在8年中——1915到1923年——您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思想上的，形式上的。它们的结果有的是全然相对立的。如：有严格的、步步推进的、花很长时间考虑的《大玻璃》，有集各种手段方法做成的《绿盒子》，还有不必动手做的现成品。”瞧，他忙得很呐！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