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艺术•大家》：听说叶老师刚从上海回来，策划了首届上海当代艺术馆文献展。展览进行的怎么样？

叶永青（以下简称叶）：是啊。这次是我和东京森美术馆的国际策展人金善姬，收藏家、外交官乌里•希克和上海当代艺术馆创意总监陆蓉之联合策展。我们四个人的侧重各不相同，这样的组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艺术在当代的状况，吸引更多的新鲜面孔加入。这个新鲜不是说年轻，而是关注以往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却一直在探索的艺术家和作品。

那天，我和参展的艺术家吴山专、批评家吕澎有段对话比较有意思，当时我和吕说四川话，吴山专说：“当三个人时，就不要说方言；当处在第三地时就不要说方言！”我说：“北京话也是方言，英语也是！”吴：“但普通话是成功的方言，英语是生效的方言，你们说的是一种失败的方言！”我回答说：“我们反过来想：英语只不过是在各地唯一被坚持的方言，那么，方言不是问题，口音也不是问题，时差和观念才是问题。”

回想一下，我本人也常常往返于中西方之间，在国内的时候也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经常是一会在云南——云南是故乡，一会在重庆，一会又在北京，就这样跑来跑去的，思路总是在变化着，常常不自觉地把一个地方的思路带到了另一个地方，不同时差和观念总是处在这样一种对比的过程当中，想法也是满天飞。这应该说是我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处理的很多事情，交结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艺术之外的。以前我不敢这样说，但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回过头来我发现，画画这件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也没什么可说的，甚至就是一个人最起码的东西。

赵野(以下简称赵)：我觉得画画对艺术家来说是非常个人的事，我似乎很少看见艺术家之间能够在创作方面进行非常深入的探讨。

叶：我这个人贪玩，别人招呼一声我就会跑出去，大家一起聊天、闲逛。实在没什么事情了我才会回到画室里去工作。所以工作就像是寂寞之道，它就是那么一小摊完全属于你的东西，但正是这一小摊东西会让你特别踏实。当所有的热闹都没了准头、都化为泡影的时候，你起码还可以画画，或者说起码还可以做这种工作。我的生活很杂乱无章，总是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我也想慢慢地做调整。

赵：我觉得这种你所说的混乱状态其实是和性格有关的，我也喜欢这种动荡的感觉。我在北京若是待一个月肯定会觉得烦的，所以我会以各种理由马上就跑到昆明、杭州、成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但是你看钟鸣，他就不喜欢“动荡”，甚至会受不了。这可能就是天性吧，而这种天性跟你的创作也是有关的。

叶：可能是有关系的，我说不清楚，也想不清楚，我现在的状态整个就很被动和无奈。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比较像云南男人的，云南男人其实比较懒、略显迟钝和木讷，他们从来不会自己主动找事做。但是我是那种北京人称的事儿主，很多事情会找上我，而我呢定力不足，所以就被事情拉着走，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多。但是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要画画、要创作，所以就有点困扰。因为一般来说，艺术家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比如专业的工作环境、良好的创作状态，甚至是在工作过程中对事物的感受、对创作程序的安排等，而这些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我的时间现在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条件更无从谈起。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是用最简单的一支笔、一个颜色来表达画面非常简洁但含义复杂的作品，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我。我现在创作就是一种完全没有想法的状态。有人说：你为什么老是画鸟啊？我说因为我画鸟没什么想法，画鸟其实就是简单地实现一个基本的形态，和画一个圈或者点没有区别。但是因为你画的是鸟，几乎所有人都会掉进一个陷阱，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鸟都很有想法。“鸟”在中国汉语中是一个很多义的东西，它一方面很儒雅，是品质和趣味的象征，但是它也有反向的含义，是粗口、骂人和没有道理的代言。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你要去玩的一个东西，你随时可以开始，随时可以结束，工作和生活的转换像电视频道一样可以调节，20分钟以后你要去飞机场，你马上可以放下来去收拾行李。这样坐地日行万里后，我一样能安静地坐在画前工作一会。

赵：在我看来，艺术家作画应该是首先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包括他的材料、他的绘画形式、他的主题，然后开始创作。而你现在却是先有一种固定的、活灵活现的生活方式，之后你再去寻找一种可以适应你的生活方式的绘画形式。

叶：是这样，画画对我现在来说就像念段经，就像打个盹，因为平常太忙、节奏太快，这种绘画的方式使我随时可以进入，也随时可以抽离。

赵：画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应该是最重要的吗？而你却让我觉得画画对你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其他的事情才更重要，你只在没有其他事情的时候才去画画，或者是在为了促成其他事情的时候。你甚至因此改变你画画的方式。

叶：我是觉得我所有的这些事，包括画画，我的心态都是业余的，我接触这些被视为艺术之外的领域，是因为我觉得好奇，这种好奇心是从很早就开始了。一开始我画画或者工作的方式其实和别的艺术家没有两样，我的这种改变和我后来的生活经历有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慢慢地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看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发现一般的艺术家似乎都只满足于展览的开幕式，把红酒喝完了、把展览做完了就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但是我比较好奇，除了看表面以外，还想一页一页地翻到封底去看看，了解形成一套事物的系统。我发现在原先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方法，有时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劳动和地方故事的复述，与心智和观念无关。

这种改变还因为我觉得自己原来的工作持续不下去，真正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开端是在伦敦。我1997年开始在伦敦工作，那时我的房东是一个艺术家。我从来没有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生活过，而且她是吃素的。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有冲突。以前所说的文化冲突只是在书本上的，而现在却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生活里，似乎每一分钟都不协调，你需要妥协，需要容忍，需要在一起生活。这段经历对我影响特别大，我那时候甚至觉得自己撒出来的尿都比她要臭。

她身边还聚集着一大批同性恋和素食的人，他们都是最前卫的艺术家，包括服装设计师等。在这种状态下，我一下明白了我原来特别迷恋和想不清楚的问题，英国的文化有打动我的两极：特别疯狂的和特别保守、特别传统的。他们把这两种极端的品质融在了一起，这样就形成一种包含着两种倾向的艺术方式，一种是极少极干净精致的那种追求，另外一种是暴力化和冲击性的。这种状态实际是与他们“洁癖”似的生活方式有关，在那样的环境，从另外一种距离，另外一种文化角度，我在国内津津有味的工作这时候却有点进行不下去了。的确是周游世界和远行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子，大千世界，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路有多远，心有多广？我渐渐学会了与内心的多种欲求交朋友，以平淡和顺应的心态来看待生活和艺术，上帝并没有规定我生下来只做一个艺术家。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尽可能的做多种不同的事情，遇见不同的人，处理不同的事情，享受不同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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