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咖啡厅。半个小时的交谈被电话打断数次，他实在是太忙了。接电话前，他先会小声的向我说，抱歉，我接一下电话。然后再说，喂，您是那一位？我注意到他拿着的电话已经非常陈旧，是一款最简单的机器。谈话结束时，我提及昨夜给他发了短信约今天见面的时间。他拿着手机晃了晃，有点不好意思。解释说，这是我侄女用剩下给我的，信息储存少，短信删掉一个才能近来一个。

第二次见面是开拍前夕，我去他办公室告知拍摄的流程。聊了一会，天色渐暗。他说一会要去北平图书馆旧址看一个印刷展，是个新开的小展览馆。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我欣然答应。我们还未进展厅大门，远远就听见一段熟悉的旋律飘来，是周璇的歌声！展厅果然不大，但是陈列很精致。解放前的《良友》画报和旧式的纯铜打字机在灯光的映射下重新焕发了光彩。先生看着兴致盎然，还不时扭头问我是否喜欢，热情的给我讲解藏品的渊源。我则思量这里倒是可以做个拍摄场地。

第二天拍摄之前，我还是放弃了，因为先生的工作室就在家里，空间又极为宽阔，所以我决定他的出场就从工作室开始。清晨，大家在做拍摄的准备，先生早起，自己准备早餐：一杯咖啡，一个牛角面包。他还不忘记我，倒了一杯与我分享。

他的工作室在二楼，光线效果很好。中间是一张大书桌，摆满了宣纸和书籍。桌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先生作品《凤凰》的玻璃钢模型，青灰色的凤凰在书桌上欲腾空而起。桌前摆着几把椅子，像是用废弃的拖拉机轮子制成的。整个工作室别无他物，异常的简洁朴素。

上午的拍摄非常顺利。午休过后，大家接着工作。先生戴着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穿着白色的衬衣，坐在厨房的沙发椅上准备就绪。看着他神采奕奕的样子，我突然觉得他有点像某部电影中的主角。

时光就此开始倒流。

他说起幼年时对中央美院的向往；做知青时美院考试的曲折和意外；在山村里那漫长而又揪心的等待……美国的十八年， 主动的融入另外一种文化的生活方式，重新学习语言，学着如何付电话单，交税等等。

我的思绪也随着他绘声绘色的讲述渐远，跟随他从城市到乡村，从东方到西方穿梭时空的行走了一番。当先生说到因为工作曾经7天7夜没有睡觉的时候，我心中有些吃惊――这是一个人的极限啊。他却微笑着一带而过，他说，做事情要认真，做事情才有意思。困难都是暂时的。

我的内心仿佛接受到一种暗示。乡村里繁重的体力劳动，美院考试的漫长等待，异乡地下室的孤寂都熔在了认真二字当中。这真是难忘且珍贵的一课。

从知青到艺术家

卫铁：你喜欢动荡环境，然后深入到动荡环境中去。是这样的吗？

徐冰：我其实不喜欢太动荡的生活，但命运它就让你动荡。当时我们在画室画画的时候，一个女模特会看手相，我们同学都让她看，最后她给我看，说你这个人颠沛流离。我的同学都不相信，因为我的业务很好，而且当时我是唯一一个已被确认留校的。事实上，她说的话向一个谶语，验证了我后来的生活。在美国十八年的生活，差不多就是在这种游走的状况中。我被威斯康辛大学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之后，我去了一个很小的小镇，在那里学习西方手制书技术，这镇子小的你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是印第安人的地区。我倒是挺喜欢住在那里，因为它是真正的美国本土文化的地方。在那，可以了解这个美国是怎么回事。但那时我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国际上的展览邀请，我又始终拿中国护照，旅行很不方便。

搬到纽约最早是在东村，东村是美国早期的前卫运动的一个发源地。我去的时候，当时像金斯堡这些人，都还活着。有时候你在街上，会看到他买点心什么的，都是很有意思的。在那块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我搬去那的时候，其实那还没有太怎么样。但是我搬去以后的几年之内，美国年轻艺术家和从世界各地来的艺术家都搬来纽约。纽约是这些艺术家的一个聚集地，像很多电影人、作家、诗人、音乐人都在那块。每一个去那的人，实际上他都有自己特殊的背景，每一个人都带去一些这个地方本身没有的东西。就是说你带去的东西有意思，而且对别人有启发，别人就会开始关注你。

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西方提唱多元文化的时期。这个时期，西方的策展人在寻找艺术家时，也愿意寻找有边远地区文化背景，同时又在西方的中心城市生活的艺术家。所以我们这样的艺术家就特别符合他们的需求。那时就是很多很多的展览，走到哪，都是这么一帮艺术家，什么古巴的啊，西班牙的啊，各个地方的艺术家。中国的几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家，是由于赶上了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的潮流，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展示和发挥我们的才能。当然我们也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我记得那时候非常地动荡，任何时候兜里都揣着机票，这个展览布置完以后，然后马上去下一站，基本是在这么一种生活中度过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了解和学习和进入整个的国际当代艺术系统和关系的过程。

卫铁：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知青里，会有一个人最后在西方成为一个有名的现代艺术家？

徐冰：事实上有很多知青最后都非常出色，从事各个领域，也有很多出色的艺术家。我觉得我在西方的工作，到最后，我认为我可使用的武器和我可以发挥的部分，恰恰是我在中国时候，或者说在“文革”之前，甚至我在“文革”期间，或者在后来当知青插队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和西方当代文化的这种触碰的经验。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营养，使用在我们后来的创作中。

卫铁：那做知青的时候您在做什么？

徐冰：做知青的时候在做一个非常自由的年轻人，如果你现在让我说，这辈子哪个阶段最有意思，当然从我很小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我朦朦胧胧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我比较幸福的。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做知青的时候，这三年时间，我觉得我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健康程度上，是最好的，最正常的，因为它和自然很近。

卫铁：我看过您一张在知青时期的照片，完全是乐着的，是高兴的，让人很意外，为什么在那样的年代，您是那样的精神状态？

徐冰：我觉得这个是和性格是有关。对我来说，任何回忆，留下的都是比较美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不插队的。可是我有点积极，而且我也觉得挺浪漫的。我选择了北京最苦的一个县，就是延庆县，而且在延庆县又选择了最穷的一个地区的最穷的一个公社。很辛苦但是会很高兴，因为你就是为辛苦而来的。

卫铁：是回忆起来很美好，还是当时那样你真的觉得美好？

徐冰：当时呢，你根本感觉不到美好不美好。实际上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况和生活，因为整个社会的环境、整个国家的提倡和我们自己的追求，其实都是命定了让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你觉得这是合理的，所以你是认定的，而且你是乐意去接受的。我在那个过程中学到和了解了许多东西。说实话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穷困的，它的生活状况呢，差不多是有点像……像非常原始的状态，有些地方有点像那种母系氏族社会的感觉。我在“愚昧作为一种原料”中提到过。

卫铁：你当时是不是办黑板报、办报纸？

徐冰：我这个人一辈子不管到哪都是办黑板报的，因为没有什么别的能耐。但是这一点，我可以发挥得挺好。我父母是在北大，北大是“文革”的重灾区，“文革”的时候，我们家就变得很倒霉，父亲成黑帮了。那个时候讲究血统论，就是说你父母有问题，儿子也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尽可能发挥自己所长。那个时候讲究“拿起笔做刀枪”什么的，只要谁会写字，谁会画画，就属于一个有用的革命工具。我对政治不敏感，但是呢，我喜欢把那些大标语、大字报给做得特别工整，或者给装饰得非常漂亮。我对字体很敏感。我工作加倍努力，因为我想通过这个，证明自己是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这有点像古代寺庙里抄经的人一样，洗刷与生俱来的污点。我后来的作品，很多跟文字有关系，而且我确实对文字有点敏感，这是有原因的。

文字、字体包括中国的书法，实际上它带有很强的政治和社会的含义。比如说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日报副刊、重要的话或者是马恩列斯毛的话，要用什么样的字体，反面人物大概要用什么样的字体，其实都是有讲究的。这些，让我们了解了汉字和中国字体更深一层的内容。后来我搞了跟文字有关的作品，很多人挺吃惊的，觉得徐冰书法挺厉害的。我说，其实不是我的书法厉害，是因为在“文革”的时候，有很多的机会训练自己。我可以把那个大标语写得特别大；不用起稿，写得非常快。其实我当时年龄很小的，可是别人看了以后都是觉得是成人写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文革”期间或者说在我们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所经历和获得的别人没有的东西。比如你刚才问我说，这么多人插队，你怎么就成了一个看上去有成就的艺术家。我想，是因为我懂得如何把我的局限性使用好，把它发挥成别人没有的，唯独我们才有的一种营养，运用到我们未来的或者是现实的文化建设之中。

卫铁：从一个知青变成一个美院的学生，这个过程顺利吗？

徐冰：这个过程不顺利。当时，我太想上美院。我很早就知道有一个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微博]，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我父亲他说，学画画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所以就成为了我最初的理想。当时就想，我以后一定要上中央美术学院，而且要成为一个专门画画的人。去插队其实也是和上美院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留在城里的一个街道工厂，我上美院的可能性就小。而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有一些作为，上美院的机会就大。当时美院招生是美院的老师教授去报社啊、文化馆啊这些地方去了解哪有表现好、画得好的年轻人，再把名额分到这个地区。

我是很晚才跟美术界有一些关系。我被调到县文化馆搞创作，创作搞得不错，以后又调到中国美术馆改画，就是为了提高参加全国的美展。我在美术馆改画的时候，我去上厕所，在路上我就听到一个人说美院招生的事。我一听这个事，胆子变得大起来，我就说我可以上美院吗？他说你是谁，我就介绍，我是知识青年，我画画也不错。反正跟他聊了一会，最后他说：徐冰，你画得不错，但是你还年轻，你先在农村好好干活吧。我一听，心里挺凉的。但是我又琢磨，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啊。我想，肯定是市美展办公室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从那以后我就认定了，美术学院一定得把名额分到延庆县来招我。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