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招生就开始了，北大、清华其实有很多我父母他们的朋友，什么医学院、外语学院都去招生。最后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你呢，什么学校都得上，就是为了离开农村。我没听她的话，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是上了任何一个学校，我想当职业艺术家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我就等着美术学院来招我。但是最后招生工作都结束了，美院还是没来。后来有一次避雨时，听几个人在那说北京话，我以为是美院终于来了呢。最后他们说，是电影学院招摄影的。美院没戏了。那我就说是画画的，我把画给他们看，当时他们就决定要我去电影学院。我的材料就被送到县招办，最后这个时候，美术学院才来人。美院和电影学院的孟老师交涉以后，还是把我让给美术学院了。后来孟老师说，我画的其实已经不错了，说我们电影学院不需要画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还挺好，我挺感谢他的。

后来考试通知来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呢。考试时间已经过了几天了，因为在山里，只要一下雨，那个山路就断了。我特别着急，当时我连住地没回，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下雨，邮路、车都断了。最后在路上，遇到管知青的工宣队，工宣队让我搭他们的车到美术学院。我当时戴着个草帽，穿着背心，一副知青的样子。最后到美术学院时，考试已经过了。当时是一个军代表，他说已经考试过了怎么办啊，要不你先写一篇文章得了。我当时又急又累，我说我实在写不了，要不我晚上写一篇文章，明天给你带来。我能不能先考个画画，他说好，那你就先考创作吧，后来我就一个人在那考创作。不管怎么样，我单独考了两天，走的时候，我说我特别希望看一下别的考生的画，因为当时心目中美术学院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艺术的地方。后来，他就让我打开一个教室，看了一下。每个考生一个墙面，我交的那些作品也都在那里。包括我们当时办的刊物啊，我在农村画的头像啊，速写什么的。

我看了以后，心里挺踏实的，我在这里算是很好的。后来他说你回去等吧。这一等就等了半年时间，弄得我很着急，不知道怎么回事。考完试以后，我觉得我会离开农村了。但是我还是回去继续干活，因为我挺珍惜在农村的日子，有点继续享受一下辛苦的感觉。但是，一天一天过去，半年过去了，这半年之中，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四人帮”被粉碎了，大学高考恢复了。后来呢，美术学院就讨论，我们这批学生的去留问题。因为艺术学院的招生一个一个招来都很费劲的，后来就把我们做77级入学了，入校以后就给我分到版画系学版画。

卫铁：那如果当时没考上你会继续考吗？

徐冰：如果没考上，往后的几年，肯定是每年都考中央美院。就像后来很多年轻人一考考五年，最后终于考上了。

卫铁：你提到当时是最美好的时光。这一生你觉得最不美好的时光是什么阶段？

徐冰：最不美好的时光啊，现在看来，差不多还是“文革”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文革”的时候，家里就很倒霉，我父亲很早就被揪出来，成了“走资派”了，家里的情况就都改变了。

卫铁：你有没有一个自我克服的方法？徐冰：事实上，我们周围的同学都是家里有问题的，因为都是北大子弟，我从小是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北大附中高中。最后我们去插队呢，也是这批同学。北大“文革”时候闹得很厉害，周围的同学家里不是“走资派”，就是“右派”，或者就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地主、资本家。那个时候，我父亲被关牛棚了，有时候我在街上走，就能看见我父亲被批斗。我家附近有一片树林，一群黑帮来这树林拔草。其中就有我父亲，他有肝病，劳动时每个黑帮发一个小板凳，这个小板凳他不坐，他用这个小板凳顶着肝部，可能是因为肝疼吧。我姐姐由于家里成分不好，她在初中还没有毕业，因为上一届去云南兵团的人数不够，就从还没毕业的人里找一些出来，就把她补上去了。她十六岁就去了云南插队。一个女孩子，在那儿一下子待了八年。我们家当时东一个西一个的。

卫铁：后来怎么去了美国了？

徐冰：其实很早我就收到过美国的邀请，但是那时候我不想去。因为在89年之前，中国的环境特别好，我是版画家，在版画界也有一些影响。我当时总感觉中国的版画从鲁迅那会儿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当代版画的高潮期，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留下来做这个事。而且我有责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时就没有走。后来，我觉得整个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变化，你自己想做的事未必能做。再一个，我对当代艺术很有兴趣，想了解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去了。

卫铁：当时去美国年纪就很大了，基本上从语言、文字、人文的环境都要做调整，那刚去的时候适应吗？要做什么呢？

徐冰：刚去的时候挺适应的，除了语言上不适应，还有一些生活琐事不适应，比如说你到了月底就得付电话单，或者说账单这些东西。我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在中国，没有这些事，生活比较简单。在那边你必须直接面对这些琐事。至于别的东西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进入和了解当代艺术这个系统，而且试着在这个系统中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时跟当知青有一点像，是接受一种挑战来的。因为我来就是要参与、体验和试一试的。所有的新的体会和障碍，都可以激发、调动你过去没有调动起来的一部分。

生活中必然有你没法不面对的东西

卫铁：当你回来的时候，在美国已经非常成功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问你为什么回来？

徐冰：我在西方作为独立艺术家的身份，其实有十八年的时间，最早去西方的时候实际上带着一个“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作为边缘地区的艺术家，就这么难进入西方主流的艺术系统中”这样的问题，我有点不信，就想去试一试。最后在那参与了很多，而且深入了解这个圈子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中国当前的变化能给我们提供更大的舞台，所以我就决定回来，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更新奇更有疑问的地方。

卫铁：但是环境和土壤都不同，回到中国来做艺术会不会有什么困惑和困难？

徐冰：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二十多年前去纽约的感觉，去纽约你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进行改造，甚至包括生理的结构；发音都要有变化。你的思维是成熟的，但是你语言的能力、阅读的能力、交流的能力，都是像幼儿园孩子一样的水平。有人说，你是不是能带来一些当代的东西，事实上我认为，当代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看你怎么去看到。我回来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对自己有一种新的改变，而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工作方式和一个与20年前不同的文化环境。

卫铁：那你觉得一个东方艺术家的东西，容易被接纳吗？

徐冰：我运气非常好，到美国以后，我从大陆带过去一些想法和我的作品，事实上是很快就被美国的艺术群接受。比如说我去大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教授来我住的地方看我的东西，他看了以后，从他眼神里我能感觉到他是很吃惊的。因为在他们印象中，中国其实是没有当代艺术的，全是一些卷轴画。因为他是一个版画家，我当时的作品很多都是和印刷、和版画的概念有关系，所以他会觉得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居然把版画的概念推得这么远，包括天书其实都是一些版画的语言和概念。包括像《鬼打墙》这样的作品，其实就是一幅非常巨大的版画，但是它是使用中国传统印刷的方法。他就说，你应该让美国人了解你的艺术，我明天和你去见那个美术馆馆长，让他给你做展览。我当时就直接回了一句话，我说不太可能。我说在美国有种族歧视。他说美国没有种族歧视。

我到美国，两个星期后，就买了一张去纽约的机票，因为纽约是艺术的中心。到那儿以后，其实我没在那儿呆下来，我不太喜欢当时中国艺术家的状况，如果誰还想在这儿做一点事情，誰就不懂美国，意思就是说你很土。后来我就到麦蒂森。回去以后，事实上后来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展览。那个展览之后，我体会到在美国只要你的东西对他们的思维是有启发，是超越他们的思维范围的，而且是成系统的，他们一定尊重你的工作和你的创造。没多久我就搬到了纽约，后来他们就说，徐冰你是农村包围城市。

事实上，像《天书》这样的作品，我拿到国外去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因为它和中国的文字本身有太多的关系，另一个文化圈的人可能体会不到你对文字处理的有意思之处，但是，事实上这些作品在国际上蛮受欢迎的。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关于误读，关于语言，关于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表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样的一些问题是那个时候的国际哲学圈比较关注的题目。你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参与到一个大的讨论之中，所以他们对你的作品就重视。

卫铁：不管考学还是在美国，当所有的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您都是怎么面对的？

徐冰：其实我不太容易感觉到困难，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发生的都是该发生的。但是活着就一定有困难，生活中必然有你没法不面对的东西。比如说在美国时间长了，你可能会想家，或是想北京，其实北京有一种气氛是会让人想念的。但是人其实有很多的方法，让一个东西转换成另一个东西，让你过去。比如说开车过一条山沟的时候，这条山沟很像香山那一带的感觉，我当时就可以感觉到我此时就身处在香山，也就特别满足，你此刻就回北京了。

我一直是一个工作努力的人。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只要是每天去工作。在美院上学的时候，别人管我叫“累不死”。大家都觉得徐冰可以长时间工作，就是累不死，每天睡得最晚。而且，在那儿画长期作业也好，或者是出去写生也好，我一坐可以坐半天、一天，一动都不动。比如说我刚搬到纽约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个人展的机会。当时在美国美术馆能有个人展览的机会其实并不容易。为准备那个展览我现在想起来，曾经连续有七天七夜没睡觉。后来我看过一个什么节目，就是比看谁可以不睡觉的时间长，好像最后得冠的人就是七天七夜，而且参赛人只是登时间，并不需要工作。我当时是编一个带子，晚上编这个带子，白天就去美术馆布置装置。当时对新机器不熟，一边编一边试，最后编了一个不长的带子，竟然花那么长的时间。七天七夜下来以后，出席开幕式换一件白衬衫，最后人家觉得这个艺术家感觉还挺精神的，其实我是七天七夜没睡觉了。像这种辛苦，我觉得没什么关系。人累是累不死的，但没事干烦是可以烦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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