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守护和警醒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樊建川坦言，之所以热衷于收藏抗战文物，缘于他的军人情结。“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我自己也曾有十一年的军龄。这使我对于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他说，父辈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亲历战争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文艺作品中知道战争的。

樊建川的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遍体鲜血，仍挺身大喊：“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这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吼让樊建川为之一震。通过收集川军资料，他了解到，抗战期间先后有300 万川人赴战，但是关于300万人命运的记载却是令人惊诧的空白。内心强烈的震撼迫使他要做些什么。他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收集抗战文物，十几年间，他常常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追索。

对于“民族健忘”的说法，樊建川深感痛心，他说中国人对历史有罕见的稀释和过滤能力，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我必须尽力拼抢，我要有更多的证据！他看重的是，每一件文物背后包含的意义，所展示的一段沉重的历史。他经常激情四溢地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动情之处，泪洒衣襟。

走进建川博物馆，第一眼就能看见一个耸立的碉堡。碉堡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他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安仁。碉堡是樊建川目前收集到的最大的抗战文物：高5米，直径5 米，壁厚约26 厘米，重达数10 吨。樊建川将复原后的碉堡楼安放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而当他看着弹坑累累的鬼子碉堡时, 百感交集，忽而又有了文人的情愫：“要在碉堡顶部植绿，在瞭望口、射击孔上栽花，寓意是不忘日军侵华的罪恶，同时珍惜和平。”

2000 年7 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了一批珍贵的抗日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机密公文，上面列有113 个驻华名称番号等，它是日军侵华的铁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就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到，海外商人筹足资金准备“豪夺”，更有一名神秘买家放下大话，势在必得。樊建川闻知后，心急火燎，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史料留在中国人手中。他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海外的富豪相抗衡，还有巨大的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差价，自己更处于弱势。樊建川希望找到卖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给建川博物馆开价，然后撤拍。可卖主在哪儿呢？樊建川亲赴北京、天津寻访，发动大量“线人”查访，其过程非常艰难。或许是天意吧，樊建川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樊建川用自己的真情与激情打动了卖主，卖主愿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远高于先前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

收藏中总有惊喜发生。2004 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支票。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对方讨价还价，对方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卖给了他。运回成都后，樊建川一头扎进这数十万件支票中研究鉴别，一个多月的鉴别选出了一百多张“意义非凡的支票”，其中一张有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而最大一笔支票的面额是357 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还有一张有“蒋宋美龄”的毛笔签名，这张支票的金额是999 美元，是当时美国华侨的抗日捐款，必须宋美龄签收，而且还注明此款用于救治伤兵。“我当时太惊喜了，手都在抖，仅这一张支票就值那几麻袋票据的价。”最后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这张支票是国家一级文物。

关于文物背后的故事还很多很多，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友人眼中的樊建川，殚精竭虑，敲钟不已，只为守护和警醒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建川博物馆要自己养活自己

在中国，民营博物馆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一百多年前，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1905 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就是民营博物馆。从收藏家马未都1996年在北京建立新中国第一家民营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算起，民营博物馆已经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走过了17 个年头。

一方面，博物馆从性质上来讲，是为公众服务的公益事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投资利益驱动力非常有限，而关于是否可以接受社会捐助、享受什么样的减免税政策，国家尚未有具体的规定，导致民营博物馆的运营和发展大部分需要靠微薄的门票收入以及创办者个人的投入；另一方面，博物馆运营需要较高的成本费用，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博物馆的所有经营收入能够达到投入费用的30％已经算得上经营有方了，其中门票收入最多只能达到所有投入的5％到10％。民营博物馆很难在这一“公”一“私”之间找到自身平衡点，一旦个人财力不济，生存环境便十分艰难。

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聚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昂贵的运营成本、沉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导致2008 年建川博物馆亏损了一千万，2009 年逐渐实现盈亏平衡。目前看来，建川博物馆聚落绝对不是个大包袱，而是完全可以维持自我生存的，这也是最让樊建川引以为豪的事情。这得益于他用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把博物馆当产业来办，形成一个集藏品展示、教育研究、旅游休闲、收藏交流、艺术博览、影视拍摄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新概念博物馆聚落。

“我一直跟自己说，我们不能牺牲，我们要做榜样，国家能建博物馆，民间也能建；国家靠财政运转，我们靠市场也能运转。民营企业已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博物馆领域民营还只是个零头，令人惭愧啊！但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的博物馆至少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2007 年，樊建川夫妇立下遗嘱，将建川博物馆遗赠给成都市政府。他希望这座博物馆像都江堰、武侯祠一样长存于天府之国的怀抱，向世世代代的后人讲述中华民族不容忘却的记忆，他甚至琢磨等自己死后“将遗体剥皮，绷成鼓，放置在博物馆，赚敲打钱，用以补贴博物馆的开销。”

做建川博物馆每年上百万观众的奴隶

今年7 月份，樊建川出了一本新书，叫《大馆奴》，书名是他自己取的。“社会上有房奴、车奴，我就想做一个大‘馆奴’。我想做历史的奴隶，做历史上仁人志士的奴隶，做建川博物馆每年上百万观众的奴隶。”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第一，现在说我们是世界一流，我觉得没有人会反驳我们，尤其是在国内。”樊建川还在书中许下誓愿：建到一百个博物馆。“我想以一个人的力量收集文物、建立博物馆，不但要把它做到空前，还要把它做到绝后，让别人不想——凭一个人的力量建了一百个博物馆，别人不想了，没法比了，去创造其他世界纪录吧。一百个馆的世界纪录，我想做一个保持者，做一个长久的领先者——做一个无愧一生的大‘馆奴’。”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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