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 > 正文
宫崎骏：别妖魔化我，我不是艺术家
0条评论
2013-09-21 15:40:24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支菲娜
爱上白素贞
因为父辈的原罪，宫崎骏一直对中国很歉疚。
1958年冬天，高考前夕，宫崎骏去影院看《白蛇传》。这是日本第一部长篇彩色动画片，由东映动画公司出品，题材正好来自中国。电影一开篇，许仙左手牵着浣熊，右手牵着熊猫，和忽闪着大眼睛的白娘子在西湖边邂逅。
看完《白蛇传》，宫崎骏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想着白娘子那么坚韧，再看看自己没出息的样子，他坐在火炉边哭了整晚，然后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他恋爱了，对象名叫白素贞，一见钟情。
一切因白娘子而改变。宫崎骏咬着牙，在第二年考入学习院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主修日本产业论。学习院大学专为皇族和贵族服务，同学不是亲王公主，就是高帅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2008年，宫崎骏谈到昔日同窗、现任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恨道：“他对漫画不懂装懂，还念错别字！真不害臊。”
心中有白娘子，宫崎骏第二外语选修了中文。他不想当漫画家了，终止了向烂俗漫画杂志的投稿——反正绝大多数投稿也是石沉大海。听到有人说“你这漫画是模仿手塚治虫吧”，他干脆把作品都烧了。连看手塚治虫的动画片《露滴》、《埃及女王》他都感到“直犯恶心”。他要拍《白蛇传》那样的严肃动画片，要进东映动画公司。
为此，宫崎骏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愤青一样，大量观看了《偷自行车的人》、《天使嬷嬷约安娜》和《国王与小鸟》等左翼电影。他痴迷于社会主义理论，走到街头参加1960年反日美安保斗争的游行示威，将战后民主主义、反战主义作为自己终生政治立场。
此时，他成了日本“战后派”左翼小说家堀田善卫的粉丝。堀田善卫于二战末期赴任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事务所，以上海为背景撰写过多部左翼小说，描写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的无根感。1951年他的小说《广场的孤独》获得芥川奖。《广场的孤独》以朝鲜战争为背景，描写动荡局势下，一个名叫木垣的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弃国的纠结。然而就在决定离开的一瞬间，他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责任感，决定留下来面对日本的现实。
“在年轻的时候，我很讨厌日本这个国家，认为身为日本人是莫大的耻辱。《广场的孤独》给我指明了方向。”宫崎骏说。
1963年大学毕业，22岁的宫崎骏如愿成为东映动画公司最后一批正式员工。领工资时，宫崎骏一边念叨着道听途说的“毛主席的话”：“要完成创造性工作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年轻；第二，贫穷；第三，没名气。”一边数着仅有的19500日元——房租需要6000日元，剩下的钱除了日常开销，只够吃35块钱一碗的拉面度日。
新手宫崎骏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他犹豫要不要放弃动画，只好再去看《白蛇传》。这回，他发现影片漏洞百出。他不再喜欢白娘子了，他喜欢上了《白蛇传》的动画师、师姐大田朱美。
大田朱美收入比他高，资历比他老，更重要的是和红色中国有关系。大田朱美的父亲大田耕士是日本版画教育协会会长，大田朱美从小目睹父亲参与共产主义斗争。进入东映动画公司后，大田朱美又受到父亲好友岛田耕的指引，成了工会斗争的积极分子。岛田耕时任电影产业工会总书记，与宋庆龄等人设立的统一战线组织“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颇有渊源。宫崎骏日后在担任《虞美人之坡》编剧时，以大田耕士为原型设计了女主人公的祖父这一角色。
宫崎骏也迅速加入到工会斗争。他常常冲到最前面慷慨陈词，没多久就坐上了工会第三把交椅，并于1964年出任东映动画公司工会总书记。他和大田朱美相爱，1965年10月两人结婚，一如《虞美人之坡》所描写的那样激昂而美好。
幻想的中国，真实的中国
在工会，宫崎骏还结识了比他年长6岁、时任副总书记的终生盟友高畑勋。高畑勋是看了万籁鸣的《铁扇公主》后决定投身动画界的——二战时日本军部没看出来《铁扇公主》是部抗日动画片，将其作为优秀动画片引进并大范围放映。高畑勋跟他聊二战，聊中国，还给他看了苏联动画片《冰雪女王》。有同事用磁带录下了影片的俄语原声，宫崎骏就借来一边听一边回忆画面。他学会了怎么用动画电影描写“纯粹而朴素的主义”。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国向日本赠送国宝大熊猫，旋即引起席卷全日本的“熊猫热”。宫崎骏将熊猫题材剧本提上议程，这就是由高畑勋导演的两部小品《熊猫父子》、《熊猫父子之下雨马戏团》。1988年，他把熊猫父子的形象稍加改造，拍了《龙猫》。
1979年，宫崎骏与权威漫画杂志《动画时代》的主编铃木敏夫认识，并在该杂志连载漫画《风之谷》。宫崎骏除了跟铃木谈漫画和动画，也常常聊起大量观摩的中国电影。铃木带他去见了自己的老板、德间书店集团创始人德间康快。
日本共产党人德间康快的口头禅是：“日本人对中国犯下各种恶行，所以绝对不能赚中国人的钱。”他于1978年10月在北京、上海等八大城市举办过日本电影展，将《追捕》、《血疑》等影视作品引入中国，并主导《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敦煌》、《菊豆》等影片的制作。
当宫崎骏得知自己看过的中国电影全部是德间康快进口的时候，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德间康快也十分赏识寂寂无名的宫崎骏，全力支持将漫画《风之谷》改编成电影，还为宫崎骏和高畑勋投资设立了动画工作室“吉卜力”，铃木敏夫出任制片人。
1984年，宫崎骏一度来华取景，但回国后只字不提访华经历。与德间康快和铃木敏夫的深交，以及东欧剧变带来的心理冲击，使宫崎骏逐渐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他将当代中国和他幻想的中国作了划分。
宫崎骏开始在公开场合质疑当代中国种种社会现象。1988年11月，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当得知中国学生们将美国社会当作理想时，我为他们的理想之浅薄而惊愕！”
宫崎骏拒绝和中国打交道，日本文化产业学者滨野保树曾对我说，宫崎骏的原话是：“我的书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过，我的电影从来没有在中国上映过，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知道我，熟悉我的作品？”
对中国的“疏远”，也伴随着19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宫崎骏造成的震撼。“社会主义理想在现实中大幅塌陷，泡沫经济使日本政府在全球趾高气扬，这加剧了宫崎骏对现实的失望。”宫崎骏·高畑勋研究所所长叶精二如此分析。
“我到死都是赤化分子。”宫崎骏说。东欧剧变后，经常在漫画中把自己画成一只猪的宫崎骏，以此为理念拍完《红猪》。“我要与甘美的1980年代告别，面对艰苦奋斗的1990年代。”1990年代初，海湾战争爆发、联合国开始了维和行动。局势动荡，宫崎骏原本打算以社会主义国家前南斯拉夫为故事背景，但因为不能前去采外景，只好换到1920年代纳粹思想刚刚抬头的意大利。故事表现知识分子心怀着理想，却在与纳粹思想斗争时悉数牺牲。
宫崎骏以二战期间参加过反纳粹战斗的飞行员、作家桑·特格舍佩里和罗尔多·达尔为原型，创造了一个因目睹战友全体罹难而心灰意冷、甘愿猪面示人的中年飞行员形象，并设计了“飞机墓场”这一场景，对自己的理想吟唱葬歌。
编辑：丁晓洁
相关新闻
0条评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