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友涵

与80 年代崛起的那批“前卫”艺术家的普遍具有的张扬个性与媒体高曝光率不同，余友涵属于他们当中相当低调和谦逊的一位。他在国内媒体眼中，也一直与“大腕”的形象若即若离，甚至近些年的一本台湾译著（ 原著Toby Clark ：Art and Propaganda）就把他的名字根据英文言辞凿凿地音译成“于有漢”，旁边还配有他的《M》系列作品。

余友涵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专业，由于“文革”的原因，他前后只读了一年书。政治运动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经历。早在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余友涵就已经发展出比较成熟的抽象绘画风格，算是较早参与抽象创作的那一批艺术家。而他与同时期在上海从事抽象艺术创作的李山、周长江、丁乙（曾受教于余友涵）在气质上有些许不同。低调谦逊，不善交际的余友涵，埋头于自己的抽象艺术探索。他的抽象风格几乎全部是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教学过程中业余时间的实验：将工艺教学中的色彩构成因素运用到架上绘画中。余友涵早年主要受巴比松画派以及塞尚的风景画、野兽派马蒂斯、德朗的影响，早期作品中对形式结构与色彩构成有十分系统的实践。1978 年在北京看过“法国农村风景画展”后，余友涵的绘画理念与技法进步飞速。

早在1981 年，余友涵就探索出自己的抽象绘画风格，1985 年他找到了“圆”这种抽象方式；一直等到了1988 年，那种绝对抽象而晦涩的“阳春白雪”，明显已经脱离了当时凸显商业化倾向的社会环境，余友涵才从那种“象牙塔”中脱身出来，尝试新风格的创作。他利用“文革”期间绘制毛泽东像的经验，并结合当时能看到的西方“波普艺术”杂志图片，率先开始了日后所谓“政治波普”的绘画实践。而他的作品也因为特定的时代和标志性的风格，备受艺术投机商的追捧。1993 年初，由栗宪庭、张颂仁策划的“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在香港举办，这个大型展览之后又在澳洲、美国等地巡展了八九年时间。余友涵作为参展艺术家之一第一次踏上“资本主义”的土地—香港，也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国际规模的大型展览模式。

凭借其率先的“政治波普”的尝试，当时的意大利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弗兰女士通过栗宪庭找到了余友涵，并把他介绍给意大利著名策展人奥利瓦—当时奥利瓦正在为他策划的“第四十五届威尼斯双年展”寻找参展艺术家。余友涵一直很感谢弗兰，因为她为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打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中国当代艺术家可以走进更广阔的天地，逐渐参与到国际展览体系中，并发挥其影响。1993 年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交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就在这一年，破天荒地有十四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加了当年的第四十五届威尼斯双年展，而余友涵就是其中之一。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经历，使余友涵第一次参与到了国际顶级大展之中，他主要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对于自己作品在西方受到多大的关注并没有太在意。通过这次双年展，余友涵在西方艺术界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西方媒体争相转载其作品，他的作品也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

后来余友涵参加的德国“中国前卫艺术展”以及1994 年的第二十二届圣保罗双年展并没有超出所谓“政治波普”的范畴，都是在拿一种政治的异国情调做文章。

奥利瓦挑选中国参展艺术家的过程中，对中国“体制内”艺术家没有兴趣，正好反映了当时西方那种政治异国情调的眼光，当然，这种眼光很难避免。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塑造了西方人的这种眼光。奥利瓦到中国，只看作品，对中国艺术家及其经历似乎毫无兴趣。当时西方的一些展览活动，好像对中国艺术家普遍不太重视，这是由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关键词，西方普遍认为这些不同制度下的艺术家个体并没有什么主动的创造能力，只是一种时代和国家命运下的微小分子，并无什么艺术上的造诣或者人格上的魅力。

正是在这种眼光塑造下，形成了一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批评模式，认为特定时期的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必然是某种政治观念的图解，或者是对意识形态变化的一种讽刺，故出现了“政治波普”等批评术语。而余友涵本人其实并不喜欢“政治波普”这个称谓。在余友涵看来，当时观看和创作的那些政治宣传画，可以被当作“历史画”来理解；而他在上世纪80 年代后期创作的“波普”艺术，也是这种思维的延续。从某种角度看，“文革”时期的普罗大众、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画才是真正的“波普”艺术，它必须做到简明直白，通俗易懂，才能达到宣传大众的目的。

余友涵80 年代的这种绘画风格，他自己称之为“带有波普风格的中国历史画”。余友涵认为，画毛泽东，就是创作一种“历史画”，是艺术家本人对于特定历史的记忆：“这个记忆不是对一个具体形象的记忆，具体的故事的记忆，而是对整个社会气氛的一种记忆。”回归中国特定的语境，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氛围，余友涵重现了毛泽东的特定形象。相较西方媒体普遍认为的余友涵的政治波普作品是对于政治领袖及其意识形态的嘲讽，他自己则认为，这种“波普”绘画是尊重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尊重领袖人物的体现，只是利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表达方式。而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正体现了西方的泛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模式，也体现了20 世纪40 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理解。

特定的历史年代造就了余友涵深沉大气的艺术理念，他向来不喜欢小情调的东西，哪怕是山边小景，他也要画得朴实而厚重，就像他对整个宇宙的理解一样。每个人都是宇宙中微乎其微的存在，个人的力量再强大，放到整个宇宙中去，也不过相当于地球上的一粒灰尘。余友涵对其抽象系列《圆》的理解也贯穿着这样的宇宙观：“圆本身是一种概括，概括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从社会上讲起来，可以代表一个人；从物理上讲，就是一个分子，是最简单化、最基本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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