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名为《沉默》的作品，本该成为展览上的明星展品，但尤伦斯中心没有向有关部门申请审批，因为确信它会被驳回。
一座巨大的木雕头像，大张的嘴被木塞堵住，这是一件30多年前的中国抗议性艺术品，本该成为北京一个艺术回顾展上的明星展品。
这件惊人的作品名为《沉默》，诞生于文革之后，表达了作者抗议当局在那段时期里对艺术进行审查的心声。在1979年和1980年，北京迎来了一个艺术的春天，《沉默》当时曾被短暂地展出过，之后它就被流放他乡。
《沉默》是目前客居法国的艺术家王克平的代表作。他说，即使放到今天，这件作品也过于敏感。在时尚的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举办的王克平海外创作展中，《沉默》的缺席十分引人注目。
“如果要展出这件作品，就别想办展览了，”王克平说。他向一名参观者展示了几十件深色的抽象木雕作品，其中一些似乎可以联想到男性和女性的躯体，创作于他在巴黎郊外的工作室。
事实证明，北京市文化局可以接受这些较新的作品，包括两个高耸的黑色雕塑，其风格和形状依稀让人想起复活节岛的头像。文化局必须提前审核进口展品的数量和主题。
实际上，中国当局并未获得重审《沉默》的机会。
尤伦斯中心的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表示，中心认为，目前中国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寒流——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最近几个月，一些人因为在中国微博网站上随心所欲地发言被拘——导致《沉默》不太可能被当局接受。他还称，如果申请展出《沉默》，整个展览都可能有成问题。
同样地，目前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作品展的组织者称，他们事先就决定不展出沃霍尔著名的毛泽东像。
王克平出身于著名的G。C。D家庭。他的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演员，都受到了党的青睐。从这个角度看，他能够敏锐地察觉中国持续变化的政治氛围。他认为，跟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相比，目前的气氛更为压抑。那时候，王克平曾领导了一场先锋艺术运动，打着“要艺术自由”的标语上街游行。
“当初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1979年和1980年，艺术家们的确以为社会将发生巨大转变，”他说。“现如今，艺术家们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里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艺术家们不相信他们有力量来变化。他们的生活很舒适，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表达的自由。”
1979年秋天，30岁的王克平是一名初出茅庐的雕塑家，也是一个大胆的艺术家群体的领袖。文革时期，社会现实主义是唯一允许采用的艺术形式。当文革的恐怖结束之后，他们在空气中闻到一丝解冻的气息。
1979年9月，王克平跟二十几名朋友一起——其中许多跟他一样，属自学成才——在中国美术馆的外面，组织了一场不合法的临时艺术展。在中国当代艺术编年史中，这个展览被称为“星星美展”。
艺术家们把自己的画作支在一个铁栅栏上，有一些挂在树上。王克平则将自己的雕塑绑在栅栏的顶上。
从当时拍摄的现场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些身着中山装的好奇围观者。有名男士戴着花哨的太阳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些油画、版画和雕塑。艺术家们还跟警察发生了争执，但当时的美术馆管理层对他们表示了支持。
1979年10月1日国庆节，王克平率领约1000名游行者上街抗议，最后到达了北京市委大楼台阶的讲台。
一个月后，艺术家们说服当局把“星星美展”迁移到北京当时最大的公园北海公园里，一个不那么隐秘的地方。当时《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王克平的“雕塑带有不加掩饰的政治色彩，风格往往怪诞，出尽了风头”。
1980年8月，这些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作品展。在为期18天的展览中，参观者人数达到了令人惊讶的8万人。
但很快，另一场政治寒流席卷北京，自由稍纵即逝。王克平娶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法国老师卡特琳·德扎利(Catherine Dezaly)，并于1984年移居法国，同时也带走了《沉默》、丑化毛泽东的雕塑《偶像》，以及其他几十件表现激进想法的作品。大约同一时期，星星画会的年轻成员艾未未也移居到了曼哈顿下东城，他现在已经成为著名的特立独行的艺术家。
当时的激情早已消逝，王克平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觉得G。C。D内的一些成员会支持我们，”他回忆说。“当时政府对底层的管控更加宽松一些。”
在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希望吸引外国投资，所以会担心遭到外界的批评，至少有那么一点点担心。
“现在，他们不需要外国人的认可了，也不怕批评，”他说。“如果害怕，他们就不会干像逮捕艾未未、打击批评政府的网民这么愚蠢的事情。”
他说，随着他这次展览开幕的临近，他曾想过从巴黎出发时，把《沉默》与《偶像》夹带在行李里运到北京。但他最后决定不这么做。“我不想给尤伦斯惹麻烦，”他说。
这两件作品，今年在香港亚洲协会的一个文革艺术展上展出过。现在，它们已经回到王克平在法国的家中。为了防止被盗，王克平把它们藏在一个洗手间里。
如果他当初留在中国，又会如何呢？“我的生活会好得多，”他说。“我会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很多助手，一名司机和一些情妇。中国的艺术家都过得非常舒服，只要你不跟政府对着干。”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