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作“珍宝”的收藏品

在红色藏家们的眼里，每一件藏品中都藏着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不能被人们忘记。

一只木质的文具盒，红黑相间的木盖上，部分油漆早已脱落。这是华新辉在江西省兴国县走访时，得到的“宝贝”。

在新疆，华新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只文具盒是红军扩大队伍时留下的。当地人告诉他，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万名。

而赵玉刚的另一件藏品，也让他唏嘘不已。

数年前，在日本拍卖会上，赵玉刚的儿子为他拍回了一本抗战时期日本随军记者的相册。

“相册中共有60多张照片，其中一半是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生活照。”赵玉刚加重了语气，“但还有20多张，都是日本人残杀中国人的现场照片，都是血淋淋的照片。”

赵玉刚的博物馆中另一件“珍品”，是一张1937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的布告。

“当时，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虚伪名义，占领东三省，要求中国军队不得抵抗。这张布告展现出的，正是这一内容。”赵玉刚介绍。

2005年，赵玉刚从湖南省张家界搬回了几百件瓷器。这些瓷器的烧制地点是湖南的醴陵窑。

“这在当时，都是供给中南海的。”赵玉刚的语气中透着自豪。

“这是印着抗美援朝画面的彩窑，肯定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作品。50年代的瓷器上，还有毛主席提出‘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是1964年的号召。印着这行字样的，肯定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制作出来的。”

“‘文革’高峰的几年中，不仅瓷器产出很少，产出的瓷器上也多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印字，或者是画着‘毛泽东号’的火车头。”

在这些或印字、或印彩色画面的瓷器上，赵玉刚能看到一段段历史。

“我们是红色藏品的守护者，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红色文化持续地传承下去。”赵玉刚说。

传承红色文化，也是其他不少红色收藏者的心愿。

华新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的孩子没有机会再去经历那段革命先烈的奋斗岁月，但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记住，现在的幸福生活究竟是谁创造出来的。而在他看来，要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红色岁月，只有这些真真切切的红色藏品最有“发言权”。

华新辉的红色收藏中，还有颇具法治色彩的藏品。

2010年9月，华新辉在江西省兴国县收集到一本如身份证大小，纸张发黄的小册子，但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上，却记录着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

这本册子是1963年2月20日，中共泰和县委员会印发的国家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婚姻法，该婚姻法全文共8章、27条，繁体字成文。内容有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和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才能结婚等。

“从这些红色收藏中可以找到我们法治进步的足迹，这也是我热衷于它的一大原因。”华新辉解释道。

年轻参观者多“走过场”

“一张油画画的是一段历史，有成千上万人的共同经历；一张油画画的是一件事情，却有着千万人不同的故事。”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安徽省淮北钟源阁红色博物馆馆长钟鑫感慨道。

钟鑫的馆中收藏着一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油画作品。有一天，祖孙三代来参观，老者是一位退休老干部。看到这幅油画时，老人激动不已，连声说道：“太逼真了，和当年的情形一模一样。”

原来，老人曾经是一名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后来，老人的儿孙多次找到钟鑫，希望能购买这幅油画。他们告诉钟鑫，看到这幅画后，老人几天没能睡好觉，翻来覆去给儿孙们讲述当年受到接见的场景。在老人的孙子看来，“这是家庭的荣誉，更是爷爷难忘的历史和骄傲”。

据赵玉刚观察，红色藏品的受众，主要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至于年轻人，“他们顶多是好奇罢了”。

“有一次，七十多名党员集体来博物馆参观，他们其中甚至还有渡江战役的见证者。当时，恰巧有电视媒体采访，一向沉稳的老同志们都抢着上镜头，谈感受。”赵玉刚的声音低了下去，“经历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他们对红色藏品有更切身的体会。”

然而，“很少有年轻人来博物馆参观，即便来了，顶多也是挂着淡漠的表情，走过场似地说一句，‘能保留到现在真不容易’”。赵玉刚的声音中有些无奈。
“‘80后’们听说了一些‘文革’时期的事件，于是对那个年代充满了好奇心。”钟鑫说。

钟鑫的博物馆位于淮北市国际商城名品街，这是当地一条繁华的步行街。成立至今，每年接待参观的人数逾万人，其中三成为“80后”。

与钟鑫相比，赵玉刚的博物馆堪称门可罗雀。据媒体报道，国庆长假最后一天，泰兴红色文化博物馆大门紧闭。赵玉刚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称，除当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旅游团外，每天博物馆的参观者最多只有五六个人，且大多是本地人。

赵玉刚还告诉记者，据他了解，除了民间红色博物馆，一些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景点近年门票收入也急转直下。

守馆难背后

记者梳理发现，民办红色博物馆建立伊始，往往都得到了媒体的争相报道。然而，多为免费参观的博物馆，经营情况不容乐观。

赵玉刚告诉记者，博物馆自2009年成立以来，每年亏损均为20余万元。钟鑫的“红馆”勉强靠自己名下的画廊与商贸生意支撑，每年的亏损约为50万元。

早在2012年，媒体报道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的红军革命文物博物馆自2001年开馆以来始终负债经营，每年运营成本至少在两万元以上。

建川博物馆聚落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的民间博物馆，据馆长樊建川称，博物馆每年需要自己的公司贴1000多万元。当前，建川博物馆聚落已与四川省安仁镇其他旅游区合并，共收取门票100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缺少资金，法治周末记者梳理的16个民间红色博物馆中，有11个博物馆位于县级市，其中又有7个博物馆位于乡镇或乡镇以下单位。16个博物馆中，能在电子地图中找到详细地址的尚不足一半。

交通不便，使得民办红色博物馆很难吸引游客的眼球。

钟鑫告诉记者说：“红色收藏对抢救革命文物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我们不收门票，也没有政府补贴。”

但不少民办红色博物馆仍在坚持。

一些民营企业家创建的“红馆”依靠自身企业“输血”尚能支撑，但不少由农民创办的博物馆却是“开馆容易守馆难”。

红军革命文物博物馆馆长黄礼斌对红色藏品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藏品。但“跑遍了赣州所有银行”的他，得到一致答复，“红色藏品无法衡量价值，加上他的博物馆没有收入无法还款，因此无法放贷”。

他希望有实力、有眼光的人来注入资本，同时希望国家能成立权威的文物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红色藏品的价值，以获得银行贷款。

即便守着两万余件的红色藏品，赵玉刚仍不舍得出售其中任何一件。指着身边一幅画，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年内，精品宣传画的市场价格上升了50%，但其夫人与儿子却并不理解他对红色藏品“只买不卖”的不舍。为此，妻子会经常唠叨他，好在儿子还愿意为他从日本拍下数万元的红色藏品。

“宁愿吃方便面，也不愿卖掉一件藏品”的他，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位同样喜爱红色文化的合伙人。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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