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斯百《机场》，木板油画
33×46cm，1960 年代
来源：艺术家家属旧藏

吕斯百（1905-1973），生于江苏江阴，油画家、美术教育家。著作《吕斯百画集》《吕斯百绘画作品集》《艺术学系之过去与未来》等。

翻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油画开拓者名单，呈现的是一群当年20几岁的青年，满怀着艺术救国的梦想毅然奔走他乡。他们或远赴欧洲或东渡日本，学习的不仅仅是西方的油画技法，更为当时还不强大的中华民族带回了独立精神。这批当年的寻梦青年在今天已经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先驱者

1906年，一篇名为《清国人志于洋画》的日文报道告诉了世界，一位名叫李哀的“清国人”考入了日本美术学校，并且专为学习西洋绘画而来。这也标志着从晚清开始，中国的艺术青年们便已经开始了海外寻梦之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西欧绘画的逐渐影响，中国的美术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绘画史也从此进入了新的时代。一方面，传统中国画在西洋画进入中国并与之共存的状态下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国内开始引进了油画、水彩画和素描等西欧画种。这一时期不少青年艺术家远渡重洋，留学欧美、日本，他们不仅积极倡导美育教育，或发起美术社团，或创办美术院校，或创立美术刊物，对中国的美术创作、美术教育乃至文化运动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的基石。

通常意义上的第一代油画家是指以1887年留洋的李铁夫为代表的李毅士、冯钢百、李超士、方君璧、李叔同、陈抱一、关良、常玉、余本、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颜文樑、朱士杰、常书鸿、庞薰琹、关紫兰、唐蕴玉、周碧初、吕斯百、乌叔养等人。翻开这份20世纪中国民族油画开拓者的名单，吕斯百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略为陌生的名字。出生于清末旧式知识分子家庭的吕斯百，从小家境清寒却勤奋好学，个人的兴趣和机缘，让他走上了学习美术的专业道路。

“庚子赔款”的留法生

在绘画生涯的早期，吕斯百的名字便与徐悲鸿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1928年夏天，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先生来函，邀请徐悲鸿去福州为该厅创作油画《蔡公时被难图》。福州人蔡公时是“五卅惨案”中被日本军阀杀害的烈士。徐悲鸿怀着崇敬的心情塑造了蔡公时凛然就义时的光辉形象，完成后的油画陈列在福建省教育厅。当该厅询问他要多少稿酬时，他要求福建省能给他“庚子赔款”的留学名额，而不要分文稿酬。于是，作为徐悲鸿的学生吕斯百在同年12月登上了去法国留学的邮轮。

在法国留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与其他同一时期留法的中国艺术家相比，吕斯百对古典、写实的画风更情有独钟，这和当时在法国乃至欧洲所流行的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的风格大相径庭。其中有很大原因是他选择了徐悲鸿推崇的、以严谨画风著称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为导师。在之后的绘画生涯里，吕斯百的画风逐渐转向对夏尔丹和塞尚的追随，他开始研究印象主义的绘画技术和风格。

丰富多彩的灰色调和明显的生动笔触，是吕斯百油画风格鲜明的标志之一。1932年，吕斯百的油画《水果》《野味》被选入巴黎“春季沙龙”并获荣誉奖，《水果》表现出了其作品坚实的体积感与严谨的结构，具有塞尚的风格；而作品《野味》虽然学习夏尔丹的构图，但已显示出吕斯百的个人画法特点和朴实简雅的风格。徐悲鸿曾赞叹：“吕斯百君之静物，乃在巴黎春季沙龙出过风头，简雅已极，虽夏尔丹何以加焉？”

在吕斯百的作品中，风景和静物占着重要的位置，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品，并博得“田园画家”的美称。他用的颜色通常只有七八种，其中土色占多数——土黄、土红、印度红、土绿、赭石、金土黄，再加群青，有时用象牙黑。他用这些土色来组织色彩的交响，往往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开始了视野更广阔的风景写生，曾在江苏、四川、陕西，华北、华中等地创作了大量具有个人风格、地方特色的作品，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体现了他执著的追求艺术的精神，无愧于当代著名的教育家、油画家的美名。

“田园诗人”的教育之梦

在结束了6年的法国留学生涯后，1934年，29岁的吕斯百与在欧洲巡展20个月的徐悲鸿、蒋碧微夫妇同船回国，并在徐家住了一段时间。1年后，吕斯百就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代主任，次年被任命为主任。该系第一任主任就是徐悲鸿。

在母校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期，他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中国美术教育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努力宣传和维护徐悲鸿的教学体系和艺术主张。同时，在社会上积极进行油画艺术的推介和展览活动。吕斯百对自己当时的办学想法有这样的回忆：“（一）大艺术系思想——我对艺术系首先有一种理想，就是搞成国内艺术教育最高地位，因此无时不以扩展艺术系为目的……（二）反宗派主义——我在留学时期，便觉得国内宗派与文人相轻为学术进展的阻力，回国后看到艺术界各据一方的情形，心里很不以为然，因此我想打破宗派主义界限，实现各取所长的目的，如所聘教授，出身的学校不同，作风不同，以为如此便可树立中大艺术系的新面目……（三）提出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在今天看来，他所提出的这三点要求都是极具想象力与前瞻性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吕斯百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远赴西北，肩负起创建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重任。在他的悉心筹划和努力下，西北师院艺术系白手起家，培养出了大批优秀艺术教师和艺术人才，为西北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秋，吕斯百调回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由中大艺术系发展而来）工作，这时他对工作、生活非常满足，创作热情更为高涨。他多次深入部队、农村、矿区、码头写生作画，《长城》《苏州运河》《镇江》等都是这时期的写生佳作。在之后的9年中，他为了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发展，在物质建设、教师培养、经费争取诸方面付出极大的精力，特别是在强调油画民族化，首倡新增书法课等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然而，正当他期待着再创艺术辉煌之时，“文革”的来临剥夺了他作画的权利。1973年，处在“文革”中的吕斯百不知写了多少“交待材料”，却仍旧迟迟不能“回到人民队伍”之中，内心极其压抑和郁闷。最终，“历史包袱”终于压垮了他，1973年1月16日入夜，在街头盲目地苦踱一圈之后，吕斯百在家中自尽。享年68岁。

历史没有遗忘他，美学家宗白华对吕斯百民国时期的作品如此评价：“我们看斯百的每一张画，无论静物、画像、山水、都笼罩着一层恬静幽远而又和悦近人的意味，能令人同它们发生灵魂上的接触，得到灵魂上的安慰。”

徐悲鸿曾赞叹：“吕斯百君之静物，乃在巴黎春季沙龙出过风头，简雅已极，虽夏尔丹何以加焉？”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