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佩秋:两宋是中国画的顶峰
0条评论 2014-03-20 11:21:36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陈佩秋1975年作喜神镜心

陈佩秋1975年作喜神镜心

陈佩秋

1922年生,河南南阳人。字健碧,室名秋兰室、高华阁、截玉轩。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擅长中国画,海上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年逾九十的陈佩秋女士很念旧,一听我是从广州来的,马上说起当年跟李天马切磋书法的旧事。“李天马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广州人。我很喜欢广州。”陈佩秋说,“我到广东去体验生活,到哪里去都是带着速写本,一看见风景我都画。我在广州画芭蕉,中山大学后面种竹子的地方,有一二百种的品种,每一种我都去写生。那个时候每年冬天我都到广东去,画了很多画。”

在陈佩秋的作品中,常念广州。1961年,她作《墨兰图》,题:“丁酉夏南游罗浮,天雨居广州,过希白先生高斋,得观所藏历代名画并承惠赠马钦山册页,尤深感佩,谨以拙作寄呈,盖欲少答情厚于万一也。”1962年,作工笔《蝴蝶图卷》。题:“壬寅初夏余之羊城就医,于广州画苑得王石谷临赵鸥波仿大年《湖庄清夏卷》,展玩旬日,以之持赠沈光夫人。六月及还沪江,送别之日,夫人命余为写蛱蝶图,复出斯卷壁赵。佩秋作此寄呈少答夫人情厚。”1973年,作《岭南佳胜》,题:“岭南佳胜又重游,涉水攀林劳不休;兴到更阑犹未尽,披图还对万山秋。壬寅初夏再游粤中诸胜,自星湖还羊城,友人出赵左《秋山图卷》属题因作。今已十春,追忆游屐,为写是图。”

陈佩秋早年喜欢科学,1942年进西南联合大学,专攻理工科。她回忆:“以前我想学科学,就跟家里闹别扭。家里叫我学经济,说经济最好,将来就是搞金融,起码做一个会计。可是我想学科技。他们说:女的学什么科技呢?这样就僵掉了。没有学校可念,我就在家里。后来,张大千、谢稚柳、黄君璧都来开画展。他们说:你学画吧,这很好的。我没有学的了,那么,我才去考国立艺专,就静下来学画。我是锲而不舍的,还是有一点科技的爱好。”1944年,陈佩秋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陈佩秋定居上海后,勤于写生,尤对兰花写生深有心得。“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佩秋一家多次被抄家,屋内物品几全被掠去,仅仅留下吃饭桌子。陈佩秋曾被隔离审查,极少作画。陈佩秋说:“‘文化大革命’靠边,不能画。那阵子很穷,他们送面条、很粗糙的纸。我吃面条,拿钢笔在皮纸上画一画。还要被拉去批斗。”郑重先生在《“文革”时的画家和藏家》一文中说:“此时,陈佩秋仍然沉浸在宋人的画风中。为了完成画院所派的‘政治’任务和适应当时的潮流,会用新法画一张交上去,但给朋友作画时,毫不应酬,还是用传统的工细笔法,沉静明丽。她为曹漫之画在麻布上的白荷花,即使是与宋人画相提并论,也是当之无愧的。除了传统,在这期间还有许多创新尝试,如写生兰花、仙人球、水稻、游鱼,都有着自己的面貌。如今要用心收集,几位老干部家中都会找出条幅、卷子或册页来,不只是让人赏心悦目,对研究陈佩秋今日之艺术也极具历史价值。在艺术上,陈佩秋是很好强的。我忘记了是什么原因,在当时大熊猫已成为政治形象,出现了画熊猫热。某日,曹漫之与陈佩秋谈起某画家画大熊猫的事,她说画大熊猫有何难,她也能画。几天之后,客厅里居然挂出了她的一幅竹石熊猫图,一只大熊猫高高地蹲在石头上,石旁画了风竹。我顺口对图诌了几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瞻远瞩,自出新腔。’我的意思是她在艺术上能独立思考创新。佩秋老师听后就说:叫老头(稚柳先生)给你题在画上吧。她说着就把这张画从镜框里取下,要谢先生题后送给我。她也给老干部玩友们画了一些熊猫,只是兴到偶尔为之,后来就不再画了。”

陈佩秋不仅善于画花鸟画,也对山水画用功甚深。1986年,陈佩秋作《山光水态图卷》,题:“予习山水,自清六家四僧而上溯宋元,每有名山大川之游,反复体察前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说。至于古稀之年,犹未悟得其间精髓。尔来画人多以西洋彩影摄象为师,于是搜尽奇峰打草稿,疲于奔命之苦,遂一去不返,从此弃古奉新,舍中就外,穷尽移花接木之能,而颇以匠心独运自诩。殊不知此中奥秘,人竟皆为是,难免又有山阴道上之患。而我辈从事绘事者,能不以之自勉乎?”

晚年,陈佩秋热衷于书画鉴定。她曾就董源《溪岸图》公开发表意见,认为《溪岸图》是董源传世真迹,而《夏山图》、《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可以重新研究。“亏得我喜欢科学,在中学的时候数理化我都很用心读。鉴定,没有科技头脑是搞不好的。现在要看画家的笔触,因为我自己画画,懂用笔。”陈佩秋说,“我画画,就可以多收入一点,搞鉴定是没有财富的,但是我搞鉴定,心里很高兴。人家哪个地方画错了,我告诉人家,精神上也是很大的收获。”

假画满天飞与美术教育招生过多有关

记者:你近年为什么对书画鉴定方面特别感兴趣?

陈佩秋:书画的鉴定是很麻烦的事。现在中国的大博物馆的书画部都是绘画史系毕业的学生。当然书画部写文章是可以的,但是看到实物就很难辨别了。看画,可能是“台北故宫”的经验多一些,因为他们的年份久了。现在真假的问题是非常麻烦的。书画一进入商品的时代就假了,而且假的比真的多。作假画的骗了人家,总要留个破绽让人家看,也许看出了,那么他就知道人家要吃口饭,留个破绽心里自己好过一点。

记者: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作假画这么多?

陈佩秋:历代作假画的人很多。王羲之在世的时候,作假画都有的,他就感慨:怎么现在我人还在就做我的假了,要过世了再作假嘛。所以,一到了商品化就有假的,要不是商品化,那谁也不造假。米南宫就讲,看了三百本吴道子,一件真的都没有。其实吴道子那时的壁画最容易失传了,现在流传最多的是手卷和册页。册页关起来好保存。画如果老挂,又大,又不好保存,就坏掉了。所以,现在壁画就根本没有了,除非是在墓室里的壁画,现在墓室里常常出土的战国壁画,都是三千多年前的了。

记者:在鉴定方面,画家的绘画和书法修养对鉴定是不是有好处?

陈佩秋:书与画是共通的,就是因为使用的毛笔是一样。笔法可以套用的,所以说“书画同源”,就是因为它的工具是相同的。如果鉴定的人只学理论的话,他看不懂画的,那个好坏他不能区别,形体也不能区别。所以,光是读绘画史是不够,鉴定比我们画家还要辛苦,必须要懂画才行。

记者:你怎么看历史上一些成名的画家也作假画?

陈佩秋:像董其昌就作假画,这个人是很不光彩的。在明代的画家里,他算是画得好的。近代的画家作假的也是有的,现在而且都是帮派作,有时候是小集团作,不是个体作,是集体作的,因为还要刻图章的人。

记者:你有没有碰到假的陈佩秋的画?

陈佩秋:有啊。还是作谢稚柳多的,因为谢稚柳的画价比我的高啊。人家要吃饭的,假的拿来,我就调真的给人家换,就算了。有佛教界的两个住持,他们不懂画,买了两件假的,我就换两张真的给人家。

记者:在中国这种事情是连绵不绝,西方呢?

陈佩秋:我看到最近的报道,说西方假画也头痛了。过去好像他们的假画没有中国那么多。因为中国不如西方那么严格,西方发现假的就不讲人情。我看历代的画,假的比真的都多。随便那个博物馆,假的都比真的多。

记者: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假画,但是在美术学院里面学鉴定专业的人不多?

陈佩秋:读了理论,还要有绘画方面的实践。你没有实践,如果像我周边的人天天听我讲,天天看,他也懂一点。所以我本来是想弄一个鉴定中心在学校里,但是,搞理论的就是弄通了,能够鉴定又怎么样?还是画画好,所以都去画画了,搞不下去。

记者:现在的美术学院里面,为什么临摹这门课还特别少?

陈佩秋:以前的艺术系,像潘天寿先生在的时候,他说成为一个画家需要多少年,如果是没有工作怎么办?所以应该是实用美术招得多,实用美术各个地方都需要。艺术系的美术招多了以后,怎么就业?没法就业,不作造画才怪呢?所以现在假画也满天飞,比过去还要厉害。

记者:你觉得临摹对于学习中国画的技巧是不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陈佩秋:那个基本功非常重要。但到了元代赵孟頫,他不喜欢南宋的画。其实南宋的艺术性很高,赵孟頫看的古画看得多,要反对南宋的画派。我1950年代就直接临宋画、元画。后来谢稚柳也买古画,都是买好东西。你要是懂了就会买到好东西,是差的东西也不会要。

编辑:陈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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