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孙图

《余墨偶谈》

全县谢氏通谱

桂垣书局刻本《庸行编》

《余墨偶谈》中的柳州诗人

清人的说部中，《余墨偶谈》无疑是很有特色的一种。撰者孙枟（？－1875年），生平好吟咏，知绘事，往来于南北各地。《余墨偶谈》为巾箱小本，《初编》八卷，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刻于广州，《续编》八卷，有牌记“甲戌冬杪刊于桂林”，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正、续两编行格、开本、纸墨完全相同，如非牌记所示，确然不能辨别分属两地所刻，以此知版本鉴定之难。此书面世，一时洛阳纸贵，之后又有光绪二年双峰书屋刻本、光绪七年长沙王氏刻本，及民国２年上海艺文社铅印本、民国6年上海交通书局《小醉经阁丛刻》铅印本。

同治五年（1866年），孙枟侍父南来广西，辗转周游苍梧、临桂各地，担任文牍杂事，也因此接触广泛，见闻详瞻。集中有“双飞燕”一则，记流行“蜻蜓艇”、“双飞燕”：“舟楫之目，雅俗不同。粤西谓两人四桨者，曰蜻蜓艇，言如四翼鼓动也。一人两桨者，曰双飞燕。其名尤雅，然未见前人入咏。”撰者特别留心记载岭南文人诗社的情况和书画家的活动，今天看来不少见闻已是孤传文献。卷一“骆槐生诗”：“骆槐生广文献廷，柳州人，与余为忘年交，在灵川时每有新诗，多所切磋。”录骆诗六首，断句一则并联语一副，其中有与王拯相关的《冬日与王少鹤山行》诗：“墟里暮烟合，踟蹰旧路非。青鞋防滑径，乌帽障风微。高鸟背人去，闲雪放客归。下山休采蕨，行种豆苗肥。”描写乡间冬日景象，从流露的心境看，可能是晚年之作。《闻警》则道出了咸丰、同治年间乡间动荡、人心浮乱的真实情景，不无“以诗证史”之益：“关山严锁钥，何行夜郎骚。是处传桴鼓，谁人拥节旄？乡园频鹤唳，身世叹鸿嗷。扰扰岁行暮，临风首重掻。”孙枟有赠骆献廷诗：“知君痼疾嗜烟霞，傲骨嶙峋鬓欲华。赢得冷官日枯坐，苦吟人瘦似梅花。”诗人的性情和生活的情形，如在眼前。诸如此类，都是地方文化研究的旧记珍闻。

《课孙图》见读书的家风

桂林陈宏谋（1696～1771年）是清一代的治国贤臣，极受敬仰的名儒。他在家书中屡屡提及读书的重要，曾说“自总角以来，未曾一日不读书，更未曾有无书可读之苦”。家风所及，其子孙接连中举及第，陈氏一门“五代连科”，成为清代科举史上的美谈。玄孙陈继昌，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乡试、二十五年（1820年）会试、殿试皆为第一名，为清代两个三元及第者之一。陈氏家族读书重教的风气，在《桂林陈文恭公德配杨夫人课孙图》册中很鲜明地体现出来。

《课孙图》首页为杨夫人课孙图，后为诸家题识。画面上杨夫人端坐于书堂帷下，一孙儿执书卷侍立书案旁。据沈初题诗中“图中总角今前辈，诗上题名半我师”之句，可知所绘的孙儿是陈宏谋长孙陈兰森。杨夫人为陈宏谋元配，墓志铭尚存于横山村。此图绘制之后，自当时至清末，先后有尹继善、于敏中、刘墉、吴省兰、贺长龄、龙启瑞、张建勋等21人的题记、题诗。其中有与陈宏谋来往的名人达宦，也有后辈晚生，还有与陈宏谋后代的交谊，可见陈氏家族的读书之风为世所称扬。

此图的传承者陈兰森（1734～1804年），字长筠，号松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考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刑部郎中诸职，外任南昌知府、江西盐法道，升太仆寺卿等职。陈兰森之后由其长孙陈治昌(字敦臣，道光元年举人，官贵州定番州知州)传承。《课孙图》的原本不知所在。影印本至今也已历经百年，查《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未见著录，可知罕见。

《盾墨留芬》的中法交涉记载

笔者近20年前撰写《广西刻书考略》时，曾注意到胡传钊的《盾墨留芬》八卷，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梧州西税总局的刻本。直到近期才得见原刻本。此书依年月记述越南抗法史事，有不少中法交涉的文献。辑者曾从彭玉麟督办军务，司笔札之事，因此得见当时各方面大员往来函札公文，多有其他典籍所未记。仅举一例，可知其价值的重要。当年张之洞连连上奏，力求阻止议和，清廷于1885年4月12日明发上谕，严旨斥责。此时冯子材为首的前线将领对议和十分义愤，致电张之洞，抗议停战命令。这些文本，见于《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接到冯子材的电报，立即去电质问李鸿章：“奉电传上谕：‘法人无理，已饬决战。嗣后如有以和议进者定即军法从事！’等因。此次进和议者为谁？”李鸿章不敢承认是自己进和议，而把责任推到了赫德（英国人，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身上，回电答张之洞说：“查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这些文字则是记载于《盾墨留芬》的卷八。《中法战争史研究百年回眸》的专论将此书列为重要文献，就是其价值的体现。

桂垣书局刻本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广西巡抚马丕瑶奏请开设的桂垣书局在桂林秀峰书院西斋正式成立。书局有刻书处、读书堂和藏书楼。向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书局征集图书底本，选择经史子集善本，陆续刻印，同时向广西各府、厅、州发送。据资料记载，至1906年，书局刊印图书30种，现存据说有20余种。近年于民间见清初牟允中《庸行编》八卷，是光绪二十二年桂垣书局刻本。天头阔大，刻印俱佳。书名页题“光绪丙申重刊，善化向万鑅署检”。向万鑅曾任广西太平思顺道、桂平梧盐法道各职，知民风，重教化，王拯《龙壁山房文集》的五卷本也是因他而出版。《庸行编》是以康熙刻本为底本重刻，行格、文字一依旧本，得原刻本的风貌。康熙本这些年见于拍卖会，而桂垣书局本显然是因为出于边方之地，流传更少。此书也仅有这一重刻本，不论就版本价值还是地方刻书史料，都是极有价值的。所见桂垣书局的《诗经》为光绪十六年刻本，为当时所刊五经之一，上有牌记“光绪庚寅孟夏刊于桂垣书局”。刻本宋字大书，大约是以浙江官书局提供的底本重刻的。

这些刻本近年从河南安阳流散出来。马丕瑶曾将桂垣书局的一批刻书运返家乡，以供家族书塾所用。百余年之后，近期才从当地流散出来。在广西，桂垣书局刻本除了图书馆偶有收藏之外，民间收藏则未见披露。这原因，不仅有南北两地气候是否适对古籍收藏的影响，也有战争动乱，当然“文化气候”更是重要了。

凡此种种

古籍之与地方文献有关者，有的书迎目可鉴见，有的则必得书当案前，一一阅过。难易各别，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如清人杨瀚的《粤西得碑记》见书名可知大概。此书刻本极难一见，民国年间罗振玉的校印本也不易得。“冰泉”是广西梧州名胜之一，现在大家或能从“冰泉豆浆”引起联想。有一部《冰泉唱和集》，是金武祥《粟香室丛书》本，内含序、题辞、唱和、续和、再续和、附录、书后，收录包括广西文人在内的唱和诗。金武祥还有《粟香随笔》一至八笔，其中不少有关广西地方的掌故。近年见到的《广西全县西延谢氏通谱》煌煌28巨册，是民国年间的木活字印本。此书在《中国族谱馆藏目录》也未著录，大约是目前所知世间仅此的一部。还有马云谷的《云谷琐录》事关地方事业及风物景观的兴建。等等。以上所列，在考录文献机构收藏的《广西文献书目》中，大多都未见馆藏记录，或者仅存孤帙。诸如此类，这些有关地方文献的古籍，是可以也应该而且来得及收集的。

谈到古籍的收集，愚见大约应该具备“三力”，识力、胆力、财力之谓也。识力是对文献的博览有识，知版本，熟目录，懂传藏，明价值，做到了然于心。胆力，则是临事当断，不能斤斤计较，要敢于收获。藏家每每谈起犹豫不决，过而后悔之例，多是不胜感叹。最重要的是，相适应的财力自然是必须有的条件，否则再高的见识和再大的胆都没有用。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