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27 年,林风眠(右二)在北京艺术大会的留影
02 /国立北平艺专教师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李桦合影
03 /吴作人留学期间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图右下方为作品《纤夫》
04 /国立北平艺专教师萧淑芳、吴作人、萧淑娴、王合内、王临乙等在郊外
05 /1932 年,萧淑芳于北平北海公园,溜冰不忘画画
北平艺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它的建立,起因于蔡元培。
1918年,北洋政府统治中国。这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初期,也是一个旧王朝陨落后,人们渴望建立新气象的时代。对新世界的计划,往往有很多轻盈的幻想。作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拥有并倡导一个美好的梦想:全民美育。
这是一个覆盖了从胎教开始的终生美育计划,包括“社会美育”和“专门美育”。以社会上的美术馆、建筑规划、歌剧院等进行全民美育;以美术学校等进行专门美育,培养专业艺术人才。蔡元培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人们认识美,懂得美,一切就都还有希望。他认为“美育可以替代宗教”,号召“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还写了具体的“美育实施的方法”。
这是一种人类优质生存的蓝图。北平艺专就是这个蓝图的实践之一。
蔡元培的理念受到教育部的认同。1917年,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选择了教育部任职的郑锦,创办北平艺专。当时它的名字是“北京美术学校”。
从“中等部”到“高等部”
至今仍有人怀念郑锦,虽然他在历史中已经面目模糊。郑锦对北平艺专乃至中央美术学院拥有筚路蓝缕之功。这位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寻常人家子弟,因为爱看父亲雕刻祠堂梁柱而爱上美术。13岁随家姐东渡日本,在日本接受教育,中学老师是梁启超。
郑锦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和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事实证明他在美术上的天分:作品《娉婷》曾入选文部省美术展览会,为当时日本最高的规格的展览。
1918年,北京西城前京畿道一座四合院内,北京美术学校成立。从1917年到1922年,郑锦做了六年校长,是北平艺专历史上最早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国此前并没有一个专业的美术学校,郑锦将日本的经验拿来,借鉴制定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课程设置。由于经费原因,北京美术学校最初只设立了两个科:绘画科和图案科。绘画科偏向艺术创作,图案科偏向工艺设计。
建校之际,北京美术学校在教育规格上是“中等部”,郑锦一直在努力将其转为“高等部”,以培养专门的美术人才。后来,北京美术学校升为“高等部”,分中国画系、西洋画系以及图案系。
油画家李毅士、吴法鼎是北京美术学校西画教授的两位代表。李毅士留英十余载,在格拉斯哥美术学院学过西画,是我国最早去英国留学的学生之一。吴法鼎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也是最早一批留洋的艺术家。除了正常教学,提倡西洋画的师生还在校外成立阿博洛学会,这是北京较早的提倡西洋美术的一个社团。
中国画系则有当时北京画坛的大师级人物陈师曾、王梦白等。以师法石涛、师法四王、师法宋元等流派,教法都比较传统。
但中西相遇,并不对立。中央美院美术馆有两幅馆藏作品,是李毅士所绘陈师曾和王梦白的人像油画。可见,当时中国画系和西洋画系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1922年以后,北平艺专的郑锦时代结束。北平艺专的校名已经先后改了两次。先是改成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又改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增加了戏剧和音乐等科系。在经过几任代理校长之后,来了一个年轻人,26岁的林风眠。
林风眠请来齐白石
林风眠在北平艺专当校长的时间不长,仅1925年到1927年不到2年的时间。但这位年轻的校长却非常有活力。据史料记载,“林氏主办艺专,完全保持其青年的艺术家的态度,故能师生间打成一片,校务方有此活泼气象。”
林风眠对北平艺专的教育专门化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将巴黎留学的经验拿来,建立了学分制,并且将科系进一步细化。譬如,他将中国画系分成山水组、花鸟组、写生组等,更加细化。而在此之前,北平艺专仅仅是大概的分类为中国画系和西洋画系。
林风眠还在西洋画系中实行了专科教室制,采取一个画室一个教授负责的形式,注重写生和临摹。青年林风眠的精力是旺盛的,心胸也是宽广的。他聘请很多名家来艺专任教,“一时东西艺术家,荟萃于该校。”
最早请来齐白石来艺专任教的人也是林风眠,而今人都将这一笔记在了徐悲鸿身上。齐白石每月来一次,现场作画一张,学生们观看过程。
将社会艺术化
群贤毕至的艺专中,法国人克罗多的影响最大。他的画风和教法都很独特,学生的研究兴趣也非常高。因此各种绘画团体和展览会层出不穷。林风眠遂仿照法国沙龙办法,以北平艺专为中心倡办大规模“艺术大会”,宗旨是“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林风眠是蔡元培赏识的青年人,通过艺术大会促使社会艺术化,为的也是实现蔡公元培的全民美育理想。
彼时“艺术”的内容范围较广,相当于今天的“文艺”概念。所以这次艺术大会内容广泛,包含中西绘画、图案、建筑、雕刻以及音乐演奏、戏剧表演,舞蹈表演等。齐白石、陈半丁、王梦白、萧谦中、汤定之、陈少鹿、邵逸轩等名家悉数出品参展。林风眠亲自为艺术大会设计广告封面,张贴于街头,引起轰动。可谓是北京最早的艺术博览会。
历史就像一部电影,轰轰烈烈的开头总埋伏着灾难的降临。不久,“三一八”政变爆发,艺专学生中出现早期共产党员且与李大钊一起被捕,北洋政府对林风眠施压,他便应蔡元培之邀,辞职去了上海。
1327年以后北平艺专有过短暂的校务维持委员会负责时期。1928年蔡元培实施教育改革,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划分大学区。华北大学区的高校都组合成北京国立北平大学,北平艺专也成为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大学院改革失败后,重新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历经了5次改名后,1930年,翻译家严复的后代严智开担任校长。1938年抗战爆发,部分师生迁移至湖南沅陵、云南昆明、四川璧山、最后转至四川重庆,转移的学校因为不在北平,所以更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先后经历了1位校务委员会主任和4任校长:分别是林风眠、滕固、吕凤子、陈之佛和潘天寿。
而留守在北京的师生则隶属在日伪政府的统治下,因为北平被更名为北京,所以学校也更名为“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先后迁址到北京阜成门内井儿胡同和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校长为王石之和黄頵士。
1945年抗战胜利,北平艺专重新隶属南京国民政府,暂名为“教育部特设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八分班”。直到1946年,复名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北平艺专。
在这十几年中,北平艺专的教育一直是中西兼具兵种。直到一个人的到来。
徐悲鸿的第二次北上
徐悲鸿曾经在1928年年末担任过北平艺专校长。但仅40余天后,便因为教学主张以及人事问题辞职。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失败的经历。
18年后,徐悲鸿再次任职北平艺专校长。这次他带来了与他共同筹办中国美院的同僚以及他在全国发现的青年才俊,共二十多人。当再次发生了教学上的纷争后,走的人就不是他了。
徐悲鸿是给北平艺专和北京画坛带来最大变数的一个人,在他之前,北平艺专乃至北京画坛的主流力量,都是师古的传统派。而徐悲鸿带来的是“科学”和“写实主义”。
他的具体措施是,每个学生在分科之前,必须先画两年素描。
这在当时,是对大部分艺专教授教学自由的极大干涉。在此之前,教授的教学乃至考试内容都是自主决定的。
同时,“写实”和“造型”的概念,也与传统派讲究的“气韵”、“师古”、“临摹”等方法完全抵触。
还有一个不能放在台面上,但却很实际的原因。两年的素描教育,抢走了传统派教员的饭碗。
于是矛盾激发了,秦仲文、李智超、陈源这三位教员带头罢教,给徐悲鸿以压力。但没想到学校内部的对抗,竟然蔓延开来,成为四十年代一场声势浩大、言辞激烈的“国画论战”。
强硬面对“国画论战”
全国美术会北平分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援三位罢教教员。副理事长张伯驹首先发表声明:他认为“西画是写实的,以形似为主,而国画是超写实的,以韵味为主。徐氏专骛形似近乎与照相争巧拙,国画以韵味胜乃民族艺术风格。”
徐悲鸿针锋相对,同样召开记者招待会,散发《新国画建立之步骤》等书面发言,阐明教育与艺术主张,并通过广播畅谈当前中国艺术问题,主张艺术要求真,要以素描作基础。
虽然半年前撰写的《国立北平艺专美展评议》一文中,徐悲鸿还对三位罢教教员的画评价称“笔法老练”、“俊逸天成”、和“有石涛之奇”。然而今非昔比,道不同而言各异。
徐悲鸿对待罢教教员的态度非常冷淡,“罢教是他们要罢的,我用不着请他们再回来。”连中间人的斡旋也不接受。《新民报》记者采访他时他说,“张伯驹曾来信给调停,我不接受,用不着调停。我走了多少地方,喜马拉雅山我住过半年,人物、翎毛、动物我都能画,花卉也有几手,山水要画也可以;自然他们认为是狗屁,但他们的我也看作狗屁。他们简直不堪一击,有了电灯何以偏要点起洋蜡,况且连洋蜡也赶不上,也谈创造新艺术才笑话呢”。徐悲鸿的激愤之情,显而易见。
然而徐悲鸿已经不是1928年孤身一人的徐悲鸿。他带着自己在南方所要建立中国美术学院的一批人,还有他物色的全国各地的优秀分子,成为他的团体和后盾。罢教的三名教师最终只是将自己罢掉了。
素描和写实
素描先行的制度通过大量的争论和博弈被确立下来。相比徐悲鸿的两年素描基础教育制度,林风眠在杭州国立艺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州艺专通过素描成绩来分系,高分进西画系,低分则进中国画系甚至图案系。
两年素描的训练,使得艺专的学生都有扎实的写实功底,也成为新中国美术的最主要的美学标准之一。但也遭到诟病,一些从事中国画研究的人认为,素描训练会改变传统书画中观察事物的方式,失掉韵味。黄宾虹曾反对徐悲鸿,说两年素描会磨掉一个学生对中国画气韵的感觉。
但人们或许忽视了一点,1946年徐悲鸿所提倡的素描,和如今通行概念上的素描并不一样。1949年以后,央美接受的是苏联式素描,严格讲究技术。而徐悲鸿所提倡的素描,就只是用线条的方法进行造型而已。徐悲鸿的素描作品讲求气韵的流动,看起来很活泼。但苏联式素描的影响,也被大众记在了徐悲鸿名下。
1949年以后,中共对美术进行改造,徐悲鸿强调的“写实主义”,被选择性保留,并且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血统之一,影响了整个新中国美术的面貌。这是历史的选择,徐悲鸿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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