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上，嘉宾观摩信札。

5月6日，在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以下简称“匡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办的“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上，一批周作人的书信手稿被首次公开，并将于下月亮相匡时2014春拍。匡时董事长董国强称，希望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起做这批信札的出版工作，给学界留下资料。周作人长孙周吉宜及多位周作人研究专家亦出席座谈。

名人信札拍卖前，名人后人、学界专家、拍卖行、出版社四方齐聚探讨，这并不常见。此前，名人信札手稿拍卖屡起纠纷。2013年5月17日，周吉宜就曾把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告上法庭，并于同年11月开庭，质疑其对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的拍卖行为。(相关报道详见本报2013年12月17日文化周刊《名家信札手稿所有权，谁来拍板》)

对于此次匡时拍卖，周吉宜却表示赞许并授权。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的立场“其实一直没有改变过”。他认为，文物应最大程度地被社会利用，而不是被私人收藏后便不见天日。

周吉宜透露，自己近来一直在搜集与周作人相关的历史资料，并计划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但资料历经“文革”动乱极难收集。“不久前，有关方面与我弟弟周吉仲主动联系，说有一批周作人信札被委托拍卖，想与我们协商解决相关问题。”匡时提出在拍卖同时对信札进行出版，这恰好与周家的夙愿不谋而合。“匡时的态度合情合理，出版信札于学界、公众、拍卖都有利，也符合我们的心愿，这是‘多赢’。”周吉宜说。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回忆，以往拍卖名人文稿，“很多东西拍完之后并没有公布，不知道后来流到谁的手里，这对学术工作是很大损失”。而此次拍卖前，各方沟通良好，周家也已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信札的出版。

周吉宜认为，拍卖方在拍卖名人书信手稿前，应先与本人或家属沟通，因为这不仅涉及人情、尊重，更涉及隐私权、著作权、发行权等一系列问题。他说：“根据《著作权法》，原稿的拍卖本身是一种发行行为，这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他与嘉德的官司至今仍在诉讼中，尚未宣判，“假如打赢了官司，我也不会私藏手稿，一定会捐出。”他强调，嘉德拍卖周作人手稿时并未通知自己。“那份书稿是我祖父亲手装订的，其中还有鲁迅的修改，学术价值极大，‘文革’时因抄家下落不明。一方面，文稿拍卖后世人无缘得见，其价值被湮没；另一方面，嘉德拍卖的是我家丢失的东西，其合法性有待证明。”

此前，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欧阳树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曾指出：“随着现当代名人的书信、手稿开始进入市场，大家慢慢发现，在拍卖过程中，对其物权、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操作过程不完善，认定方面不明确的情况。”

事实上，早在2012年秋，匡时拍卖一批梁启超文稿时，也曾引发梁启超后人质疑。匡时副总裁谢晓冬感到，拍卖名人文稿，必须重视与其家属的沟通。谢晓冬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拍卖周作人信札，匡时方面先取得了周家的理解，同时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讨论信札出版，因为周作人曾是该社的特约译者。“其实整个沟通过程也不过花了一周多的时间，只要大家都本着善意的目标，尊重各方权利，问题总能解决。”谢晓冬说。

谢晓冬表示，今后对于规模较大、学术性强、未曾出版的名人信札手稿，匡时还会以类似模式，通过出版的方式保留史料，推进学术研究。

此次将亮相匡时春拍的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共84通，始于1957年8月26日，收于1966年5月11日，生动还原了文人相重、学人相亲的一面。出席座谈会的专家纷纷表示，这些信札是研究周作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珍贵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关注私人记忆的史料。传统史学侧重于宏大叙事，而历史场景其实更多存在于私人记忆里，比如日记、书札等。”

周吉宜说：“作为家属，我们有责任将相关研究资料尽量提供给学术界，将之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他和家人正在面向海内外搜集祖父的书信，也希望通过这次拍卖，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