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专业以后，我问起一位学长他们是如何应对巨大的宣纸开销的，学长不屑一顾地反问我哪里需要那么多纸，并说练字主要是靠方法，写多没大意义。我生性愚钝，无缘体会那种手到擒来的妙境。还是用大量的纸大量地临摹。

我用纸很多，除了多写，还有写大的原因。在业余时代，我写《小草千字文》、《书谱》，都是四尺对开的纸只写两行字，后来改成写三行，算是进了一步。北方人没有南方人的灵巧，不易写小，这个不承认也不行。

进入专业以后依然写很大。不过，有一次我们要参加一个展览，我上交了一幅几乎和《书谱》原大一样的小字草书，结果大得先生谬赏，不停问这问那。那么大年纪了，竟然说出了一句颇富感性色彩的话：“你以后只写《书谱》。”那时的会议室，几乎所有老师学生都在。我故意要把这句话当真，有了这块挡箭牌，我便可以偷懒，免受当年每人一百部字帖的劳苦。当负责写字的老师在课程结业的时候向我讨要一百部字帖的作业时，我理直气壮地搬出了这句话。老师自然是气得沉默，我却无知地表达着难以掩饰的得意。临近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在北校园的写字室正在写字，两年很少谋面的写字老师突然造访，说是要找我谈谈。看见他一脸的严肃，我停下了笔，等待他的话题，他突然告诉我，这门课还是给了我最高分。很多年后，我为此事颇感内疚，想着能否有一日当面道歉。今年初，我从广州回京，师弟突然告诉我写字老师到广州了，本来可以面晤，但我当时已经坐在北上的高铁了。

从进入专业之前以至专业学习阶段，我一直都是临摹不能写小，创作不能写大，这种大临小写的奇怪状态持续十年以上。

临摹量大，字也大，没有宽敞的地方是不行的。我当初的条件比现在的研究生优越得多。当时北校园刚建，似乎还有一处处工地的样子。但研究所在那里有两间堪称宽敞明亮的房子，其中之一就是我写字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整幢楼里也没有别人，根本没人管，所以渐渐地也在里面睡觉吃饭了。突然有一天，先生不知为何就到了，我正躺在桌子上看书，他可能很气愤，没有进门，站在门口，十分平静地说：“这搞了艺术就不搞卫生啦？”我才意识到一地的废纸和杂物，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把纸乱扔。

当时的研究所，有些地方特别仁慈。记得我们三两个人帮资料室整理半天的书，每个人便有两刀宣纸的报酬，这些优待现在的学生是无法想象的。但是研究所的制度特别严格，资料室里面有许多珍贵的图书、碑帖，都是只能偶尔阅读，但不可以借出的。有一段日子我特别想看二玄社印制的《书谱》卷子，据说是下真迹一等。我就多次找管理的老师，但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终于有一次资料室让我干活，完了我不想走，老师要去院里办事，没办法，她就把我锁在里面，说是一会儿就回来。我展开卷子，被那毫发毕呈的印刷品吸引了，仔细察看着每一处细节。看得很累了，老师还没回来，原来她忘了此事直接回家了。下午她突然想起我还被锁在里面，才赶过来把我解放了。那真是一次难忘的享受。近几年多次见到这样的高清复制品，远没有当初的那种崇敬，甚至觉得不过如此。可能是古代真迹见多了，麻木了，更别说印刷品了。

研究生的后两年，除了偶尔上课，几乎天天都是窝在北校园的这个写字室里。唯独记忆清楚的是几个同学出去买书。但马宗霍的《书林藻鉴》、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等等都是出版很早且多年没有重印的，所以跑遍北京也没有找到。不过一次偶然，看见学长竟将先生的一函线装书借了出来，一看是林志钧的《帖考》，我太想看了，但时间太紧，便谎称只是拿去稍作浏览便还回来。一拿到手，我便找门路去扫描，千万叮咛别把原书弄坏了。当我将书完好送回的时候，其实手上已经有了一个清晰扫描的光盘。我很快将扫描的《帖考》打印出来，亲手做成线装的样式。九十年代以后，学生们复印一本买不到的书非常方便，但当时是一件有难度的事。

读《帖考》，让我对刻帖发生了兴趣，甚至产生了临摹刻帖的冲动。但真正转入临摹刻帖，是很晚的事。

2001年，我看到一函文物出版社新出的《宋拓真本太清楼帖》，我才感受到刻帖也有笔路清晰甚至气韵生动之作。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意义非凡，因为从《书谱》转向《大观太清楼帖》，不仅是由学真迹转而学刻本，更是由学习继承王羲之衣钵的孙过庭转而学习王羲之本人。虽然是刻本，但有了八年临摹《书谱》的经验，揣摩刻帖中的用笔已经不成问题。同时，学习《大观帖》中的王羲之，有效冲淡了以前写《书谱》时的火爆气，字形更加稳健、周正，笔墨更加厚重。毕竟是王羲之——草书最基本的准绳，最无懈可击的字体规范。

等到学习《大观帖》中的王羲之的时候，我勉强也可以原大临摹了。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放大临摹，只是这时候不是迫不得已，而是有所选择，因为我特别希望将草书写大。

当时最苦恼的一个问题是，不管将字写多大，写出的笔画都有些发紧，墨色单调。那个时候我迷上了小时候喇叭里面天天都能听到的秦腔，只是几十年过去了，再听感受完全不一样。每当临摹的时候，我就会播放秦腔，孟遏云、刘毓中、陈妙华、袁克勤等等都十分热爱。

孟遏云有一折戏《起解》，和晋福长合演，《玉堂春》里的一折，大段大段的唱，高亢、悠扬、余音袅袅。听着听着，笔下少了刻厉，多了婉转，甚至随着孟腔的自由收放，我学会了主动使用散锋。在一字之中，那种将笔锋彻底打开，又自如收敛的感觉十分美妙。笔画的质感随之发生着变化。这是我放大王字的关键一步。

临摹《大观帖》中的王羲之草书，字的数量毕竟有限，不是说不够用，而是想要更多的。我突然想起已经储藏多年但一直没有十分用心的《唐拓十七帖》。翻箱倒柜，终于找到，打开一看，大失所望，那个模糊与断烂！直到几年后看到文物出版社宣纸影印的美国人安斯远藏本《十七帖》，我才理解《十七帖》为什么被视为草书圭臬。

编辑：孙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