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西 《种草》录像 2014
展览《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开幕当天,空间站被付晓东搞得像是一个“精神病院”,22位青年艺术家的疯癫呓语就是他们的作品。
作为一个由策展人“发动”的展览,22位艺术家以付晓东的命题——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对各自的工作室进行创作,如果用付晓东的话说“旨在尝试私人空间的政治权利批判和个体日常生活的改造”,最后却将结果重新汇集到她的个人空间中来,那该如何理解这个巨大的反讽?
陈昕鹏 《渣庙》木质 2014
工作室,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个空间?一个既是私人的、抵抗的、不容擅闯的,又是敞开的、流动的、合作的六面体。如果借用福柯对“空间”的权利批判——这个被规定了框架的六面体,制造和加剧了疯癫,那么禁闭,这唯一的要义,切中现代国家机器与精神病院七寸要害的要义,却很难被人察觉是以“福利”的名义进行的——那么空间中的艺术家是什么?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又是什么?
一个最悠长、最直白的回声是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从为解决饥饿而表演饥饿到为纯粹饥饿而饥饿(从歌唱艺人上升为艺术家),再到死在无人问津插满鲜花的笼子里——“死”是一个隐喻,它的秘密不是身体,不是无人问津,也不是笼子,而是艺术家的主体意愿与“隔离”、“鲜花”、“抚摸”、“窥视”达成了认同、合作,是艺术家与笼子内部、笼子外部三者的相互渗透、追逐、游戏。艺术家死了,艺术死了,而剩余的死空间依然在那里不改容颜。
杨心广《工作室》图片 2014
故而,艺术家的难题是,如何成为主体性的“中介”,中介于外部势力的“喝彩”、“窥视”、“审查”、“监管”、“提问”与内部空间的“安顿”、“告白”、“动乱”、“变迁”之间,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永不可能享有一劳永逸的安顿,他的位置是“看守”——既在牢狱中,又不在牢狱中,中介于牢狱这个死空间的内外。一定要记住拉康的警戒:当看守为了囚犯而固定在监狱的位置上的时候,那他就成了囚犯的“奴隶”,囚犯就成了主人。
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的悲剧在于没有成为“中介”,付晓东的艺术家悲剧在于没有成为“主体”——二者共通的死穴是,从一个死空间前往另一个死空间的表演丧失了主体中介的纯洁性。在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卡夫卡在1924年的病榻上艰难地校对《饥饿艺术家》清样时留下的泪水,也很容易理解他为何将自己最后编辑的作品集命名为《饥饿艺术家》,但是我们却很难拒绝哈贝马斯庸俗的交往行为说。
董大为《K的助手的房间》装置 2014
厉槟源 《工作室日记》录像 2014
当然,《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中不乏例外。厉槟源是唯一没有命题作文的艺术家,他以三件旧作《工作室日记》(2014)、《空房间》(2011)、《一天的下午》(2011)消解了策展人的“发动性”,从而消解了“空间站”(一个新的空间)的话语霸权,“我已经做过了”正是付晓东想说而尚未说出的。
何迟《我的画廊:郭强个展“海归派”》海报 2014
何迟,只让人感到太可惜。他原本在自己窘迫的工作室里开辟出一个15平米的小空间,命名为“i Gallery”,意在为那些“我认为应该得到展示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艺术”,最后却只带来了正在进行的首展郭强个展《海归派》的海报。他的努力被“空间站”吞噬了,他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室(当然带着“i Gallery”)整个移到“空间站”的外面、对面,然后“SAY NO”。
最为机智的是老木开幕当天的行为。他像“光棍汉”一般在开幕当天借用了陈昕鹏的“渣庙”空间,在里面与各路美女观光客聊天八小时。“八小时”是付晓东的雇佣,他却反过来改写了“渣庙”、改写了“空间站”,最后拍拍屁股走人。
杨健《从2014年6月1日至未来的几年内我将不再有独立的工作室》照片 2014
杨健的作品是一张工作室照片,宣布“从2014年6月1日至未来的几年内我将不再有独立的工作室”,最好,他也跟何迟一样,直接在“空间站”的外面悬挂一幅“NO STUDIO”。而杨心广也带来一张工作室的照片,“这不是空屋子,上面有一些看起来不真实的部分,我工作室里的东西都隐藏在这些部分里面”,在自己的空间中没有见证的东西为何希望在“空间站”里得到展示、见证?如果成功了也就失败了。
史金淞《形而下的方式》
史金淞最实在,他把工作室里两个8m*3m的钢化玻璃柜旧作,改造成等待朋友借宿的冷气精舍,并广而告之。这个作品真正的完成是等到有人前来借宿时,史金淞自己住进了冷气精舍,而把冷气精舍之外的工作室让给了他人,这很像是在球场上的小禁区里“独钓寒江雪”——这个反转不是出于助人为乐,而是自由的必须,在看守与囚徒之间行走自如。
什么是艺术家?不是卡夫卡笔下为饥饿而饥饿的艺术家,而是已经死亡的饥饿艺术家的复活,复活的副产品就是对“死空间”的反转与反制,同时也是对即将到来的“艺术”的延迟与迎娶。追问一句,复活靠什么?我想不是福柯对艺术的夸张“凡是有艺术的地方,就不会有疯癫”,而是始终葆有纯洁性的主体中介。
编辑:赵成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