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在现场》

对于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512小时》，旅英华人艺术家奚建军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要盲目迷信明星。我觉得她的作品已没有她以前关于爱情、自由、癫狂、痛苦的思考及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纠结，失去了更深的探索性和实验性。后期在纽约和伦敦的行为作品主要是靠拉长时间以求得更多的媒体曝光、大众效应和传播效益，作品本身贫乏无味。用东方的‘无’来躲避社会现实，用‘空’来满足普通大众的猎奇心态。”

记者：你如何评价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观众在她的作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奚建军：我认为阿布拉莫维奇早期的一系列作品还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但是，《512小时》和之前在纽约做的《艺术家在场》都流于表面，《512小时》尤其明显。形式老套，内容空洞。作品通过超长的表演时间博取媒体与观众的拥护和赞美，并借机来巩固她在艺术市场上的明星地位，把自己打造成“圣人”去和“普通人”牵手，现在的作品在宣传上很有噱头和看点，能吸引大量普通观众和艺术爱好者。但在我看来，她这次的作品是在完成任务，更像一场秀。观众成为了皇帝的新装里的围观者，盲目围观，缺少质疑精神，不假思索地就去和她一起“面壁”，去跑龙套。但是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这种体验极大地满足了自己和明星“合影”的快感。

记者：你如何定义行为艺术？英国本地媒体《卫报》的艺评人说整个作品除了体验出了“闷热”和“无聊”之外什么都没有。行为艺术是不是一定要“有聊”、“有意义”？你认为优秀的行为艺术应该是怎样的？

奚建军：行为艺术是艺术家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基本材料，通过行为过程中的身体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人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种非视觉性审美的内涵。行为艺术必须要有意义，作为一种“现场艺术”，它具有非一般的时间性、错置的地点性、对基本问题的拷问等特点。

比如，我欣赏的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在1978年—1979年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保持不读书、不看报、不写作、不看电视、不听音乐、不与任何人进行语言交流的状态整整一年；1983年—1984年跟女艺术家蒙塔诺以8英尺长的绳子相互捆绑，期间不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在一起，但不做任何身体接触整整一年……谢隐忍和自我控制式的行为方式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爆发出巨大的震撼力。

与阿布拉莫维奇相比，两者都是通过超凡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方式来关照一种生存和心理体验，但是，谢的作品运用看似简单机械的游戏规则，体现出了精神上的超凡克制、非凡的自觉意志和献身精神，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魅力。阿布拉莫维奇早期的作品具备这种精神内核，而近期的作品沦为了明星和大众的互动表演。

记者：艺术家这个头衔本身对于“行为艺术”作品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普通观众而非艺术家往杜尚的小便池里撒尿，他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行为艺术？

奚建军：艺术家的头衔本身非常重要。如果是一个普通观众往杜尚的小便池里撒尿，他的行为几乎不可能被认定为行为艺术。其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和动机，虽然博伊斯提倡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是事实是人人“可以”是艺术家，但并不是人人都“是”艺术家。

记者：有些看似本不该叫作行为艺术的作品如果在世界一流美术馆或者画廊展示，仿佛一下子就获得了成为”艺术”的合法性。行为艺术表演的场地对于行为艺术作品意味着什么？

奚建军：场地至关重要。这次蛇形画廊和阿布拉莫维奇的合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此有知名度的画廊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所以选择了与明星阿布拉莫维奇合作；而对于不了解行为艺术的普通观众而言，蛇形画廊也足以成为吸引他们前来参观的金字招牌。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和艺术权力机构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捆绑的。

记者：总体而言，行为艺术还是处于艺术市场的边缘地带，行为艺术家的作品的价格也无法和传统概念中的艺术家相比。你本人就是做行为艺术的，你怎么看待这个现状？

奚建军：我认为行为艺术家是最纯粹的艺术家。行为艺术作品的商业途径一般是照片、纪录片、档案的版权销售，同级别艺术家的作品价格通常为传统艺术形式的一半。藏家以美术馆和艺术机构为主，个人藏家较少。如果一个艺术家仅仅做行为艺术，那是很艰难的。所以，很多行为艺术家都被“招安”了，开始画画，或者兼职其他工作。也正是因为做行为艺术没有太多商业利益，所以那些将行为艺术进行到底的艺术家如谢德庆、马修·巴尼等都相当值得敬佩，我觉得他们是行为艺术里的革命家。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

奚建军：以我本人说起，1986年，我和盛奇等人发起了“观念21”艺术小组，并在北京大学实施了我们第一个行为艺术作品。我们当时把墨汁泼洒在身上，裸体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狂奔，这应该算是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开端。1987—1992年是中国行为艺术早期较集中的时期，发生在北京东村的行为艺术，以强调身体本身，尤其是肉体承受力和表现力作为语言特点，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进程的一种标志；而90年代中期的行为艺术则多呈事件形式，这和中国经济开放和消费文化有关，作品多带波普色彩，与90年代初的波普艺术热一脉相承；90年代后，由于商业大潮的席卷和政治环境的压力，现实生活的窘迫使得很多行为艺术家放弃了行为艺术。大众缺乏对行为艺术的了解，视行为艺术为洪水猛兽，贬低排斥。

记者：你在西方多年，仅对行为艺术的发展而言，人家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奚建军：拿英国为例，我认为在艺术研究机构、艺术资金以及艺术教育三个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艺术研究机构方面，英国有专门的LADA（LiveArtDevelopmentAgency现场艺术发展局）。成立15年来，LADA对行为艺术在学术研究、档案保管、行为艺术家个人素质发展等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资金方面，英国的ArtsCouncil（艺术委员会）也向行为艺术家提供了实质的支持。我的项目就曾经得到过来自英国的艺术委员会的基金支持。此外，英国艺术教育十分领先，有些学校还专门设置了行为艺术专业。

总体而言，欧美的大环境更有利于行为艺术的发展。行为艺术在国内的艺术教育中长期以来处于空白地带，公众对行为艺术基本都带有误解和排斥。，令人欣喜的是，国内艺术界已经逐渐认识到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艺术种类的重要性，目前国内的一些高校开始开设相关课程。文/肖朗

奚建军198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1995年毕业于伦敦大学歌德史密斯学院，现工作生活于伦敦和北京。他是中国八十年代著名的“观念21”艺术小组发起人之一，该小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他与蔡元在伦敦建立“疯狂为了真实”小组。作为早期移居英国的华人艺术家，奚建军一直活跃于当代艺术界，被欧美艺术界权威人士称为在当下具有独创和前卫精神的艺术家。现任英国华人艺术协会会长。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