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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湖湘遥远历史记忆的皿方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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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7 09:07:07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杨理胜
皿方罍为商朝晚期铸造，是殷商的高级贵族之一皿氏家族的器物。湖南桃源发现的皿方罍，其不可思议的天价、百年离合的曲折故事，震撼了许多人。喧哗过后，终归平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皿方罍，它是怎么来的？它本身，代表或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些才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特邀湖北省博物馆的杨理胜先生，对皿方罍的今生前世作一番解读。
2014年6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湖南企业家、收藏家和湖南省博物馆从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购回皿方罍器身，成功实现“完罍归湘”。皿方罍器身的回归，唤醒了国人3000年前的回忆。
皿方罍1919年出土于桃源。1924年盖、身分离，器盖在国内辗转，最终藏于湘博；器身被益阳古董商出手后，先后经英、日、法多个藏家，并于2001年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924.6万美元高价，打破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纪录。
皿方罍通高约85厘米。全器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正面腹部下方置一兽首鋬，四面边角及各面中心共装饰八条突起的长条钩戟形扉棱，器盖有“皿而全乍父己尊彝”八字铭文，器身有“皿乍父己尊彝”六字铭文。在这组铭文当中，皿是器主族氏名，“而全”是器主名字，“己”是器主“而全”先父的庙号。
公元前11世纪中期，黄河中游一场导致改朝换代的战争打响了。地处西陲的周人率领诸多部落，浩浩荡荡地向中原进发，与统治时间长达500余年的商王朝展开最后决战。这次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血流漂杵”的进程造就了周人对中原地区的占有。
然而，就本时期的长江中游而言，战争的鼙鼓与硝烟却过于遥远。除了流散在这里的殷人遗裔常怀黍离悲苦以外，长江两岸的土著们仍然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属于他们的商周更迭，是平和而安宁的。
商代早期，殷人越过长江，在湘东的岳阳铜鼓山和湘西的石门皂市驻扎，力求加强对长江中游的统治。铜鼓山商文化遗存从商代早期延续到殷墟一期，商文化一直占据主体地位，与盘龙城的兴衰保持着高度一致；而皂市的商文化，尽管对当地施加了强烈影响，但商代中晚期以后逐渐没入了蛮夷的海洋。
盘龙城衰落后，殷商贵胄们继续南迁，最终在湖南宁乡的黄材盆地找到了归宿。原本“行行重行行”的迁徙就已让他们“不遑启居”了，商王朝的灭亡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
可是，在逋逃的黄材盆地，他们却受到当地土著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不仅带来了青铜器，更为重要的，他们还带来了成熟的青铜冶铸工艺。
商末周初，宁乡地区和大冶铜绿山的土著居民都有扬越。来自盘龙城的殷商遗裔曾在铜绿山采矿，他们对扬越并不陌生。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以及族人建立的情感，宁乡地区的扬越与殷人一拍即合，他们的青铜器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湖湘大地的一个新兴的经济实体高调成型。
商周青铜器的铸造，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大口缸。大口缸或称将军盔，因形似头盔而命名。大口缸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的陶缸，商人来到长江中游以后，借鉴了这种器物以铸铜。商代晚期的湖湘大地，土著居民们烧制了不计其数的大口缸，可是，青铜器却集中出土于黄材盆地及周边地区。扬越对青铜冶铸的技术封锁，让他们在湖湘大地上一枝独秀，也让旁人莫可奈何。
为了抵御外敌，黄材盆地的人们开始修建城池。炭河里古城始建于商末，西周早中期达到鼎盛，西周晚期走向衰落。显而易见，炭河里古城与这里青铜文化的兴衰是一致的。
商周之际，沅水、澧水流域是濮人与三苗遗裔的乐土，湘水流域和资水上游的居民主要为扬越，资水下游则为多民族聚居区。黄材盆地扬越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遥遥领先于三苗遗裔与濮人，也遥遥领先于湖南各地的越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暴发户。
皿器曾在陕西出土。和跋山涉水来到黄材盆地的“ ”族和“戈”族一样，皿族也是商周时期的氏族。或许是为了监控殷人遗裔，西周初年的皿氏族人受周王派遣来到这里，可见对于这片区域，周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湖南商周之际的有铭青铜器，涉及到“ ”“戈”“鼎”“酉”等多个部族，其中铜器数量最多、最富代表性的是“”族和“戈”族。
湖南出有“ ”器6件，“戈”器4件。据雒有仓先生2007年统计，全国“”器共出317件，据何景成先生2009年统计，“戈”器共出234件。相对而言，皿器全国仅出2件，湖南出1件。很显然，如果单纯从青铜器的数量来看，皿族的经济实力并不比“ ”族和“戈”族强大，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即便已经跻身新贵，皿氏家族暂时也不会有“ ”族和“戈”族当年的荣光。
可是，如果从文化角度而言，皿氏家族却有足够的理由傲视同侪。皿方罍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的一件，从造型与品相来说，亦远远超出湖南所出的“ ”“戈”等有铭铜器。除此之外，方罍自发现以来，器盖与器身在近百年的分离后又高调重合，这一段传奇经历也为它平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赢得了更多的关注目光。
皿方罍出土的地点，并不在湖南青铜文化的核心区域宁乡，而是在稍偏北部的桃源。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分布。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周人、殷人、越人通过何种方式解决了民族矛盾，但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商文化被慢慢转化了，而周人在湖湘大地上开启了新的征程。
昭王时代，周人继续经营“南土”，对于湖南，他们没有放弃。静方鼎以及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出土微氏家礼器所见之“相侯”，李学勤先生推断应为“湘侯”。从铭文材料看，“相侯”对周昭王极其拥护，而湘水流域越人铸造的青铜甬钟，也在此前通过汉水与三峡北传到周人故地。西周早期，湖南除了越人聚居的炭河里城址外并没有强大的政治实体，如果李学勤先生此说成立，我们不妨说，最迟在昭王时代，宁乡地区的越人在融合“ ”“戈”等部族后，已经把炭河里城址打造成为了“相”的大本营。
周人与殷人遗裔的到来，带给湖南先民的不仅仅只有青铜文化，还有北方贵胄的王者之气与中原王朝的政治文明。这是一种足以影响到千秋万代的不世功勋。往事越千年以后，随着“地气南徙”的加剧与湖湘文化的形成，湖南士人参与政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愈发突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曾经风靡一时，如今“完罍归湘”之际再次捧读，不由感悟良多。
编辑：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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