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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文人”吗
0条评论 2014-10-20 09:40:08 来源:美术报 作者:徐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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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书画界、学术界,多把苏轼、李公麟、黄庭坚等称作“文人”;他们的书画,也被称作“文人画”、“文人书法”;他们的雅集活动,更被称作“文人雅集”。总之,宋代读书界的代表人物,一概地都是“文人”。然而,苏轼们真的是“文人”吗?他们乐意别人、包括当时人和作为后人的我们称他们为“文人”吗?

顾炎武《日知录》“文人之多”一节中提到:“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可见,宋代的读书人,其主流是耻为文人的。

我们来看苏轼自己的文字,他从主流面所评论的读书人,几乎没有称“文人”的,而都称“士”、“士人”、“士大夫”。如《书李承宴墨》:“近时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书王君佐所蓄墨》:“今时士大夫多贵苏浩然墨。”《书外曾祖程公逸事》:“蜀平,中朝士大夫惮远宦,官阙,选士人有行义者摄。”《跋司马温公布衾铭后》:“士之得道者,视死生祸福,如寒暑昼夜,不知所择,况膏梁脱粟文绣布褐之间哉!”《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乃知士大夫进易而退难,可以为后生汲汲者之戒。”《题欧阳帖》:“以是知士非进身之难,乞身之难也。”《跋欧阳文忠公书》:“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又跋汉杰画山二首》:“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跋李伯时卜居图》:“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净因院画记》:“盖达士之所寓也欤。”《书杜氏藏诸葛笔》:“善待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为尽力,常得其善笔。”《书吴说笔》:“笔若适士大夫意,则工书人不能用,若便于工书者,则虽士大夫亦罕售矣。”《书王定国赠吴说帖》:“去国八年,归见中原士大夫。”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对于真正的文人,他又如何称谓呢?由于在北宋的读书界,文人并不被看重,所以,他一般不称“文人”,但也决不称“士”、“士人”、“士大夫”。如《记子美八阵图诗》称杜甫“真书生习气也”;《书朱象先画后》称阎立本“始以文学进身,卒蒙画师之耻”。包括李贺也说:“若个书生万户侯。”一言以蔽之,在唐宋,尤其是宋,文人们决不把自己归属于士人,而士人们更不会把自己归属于文人。

虽然,我们习惯上将“文人士大夫”并称,但实际上,“文人”和“士人”(即“士大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都是文化人、读书人,但文人以赋诗作文的才华擅长,士人却以志道弘毅的学养处世;文人所标举的是个性的风流倜傥,士人所标举的是天下的是非风范。

文人,其释义有二。上古时指有文德的人,《书·文侯之命》:“追效于前文人。”《疏》:“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重在德行 。汉魏以后,专指擅长文章词赋的读书人,王充《论衡·超奇》:“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相当于今天的“文秘”。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则衍而为以吟风弄月、伤怀感时的文采辞藻为胜的人了,相当于今天的“文学家”。今天,更发展为囊括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文化人”了,包括“文学家”和“文史专家”。士人,在北宋之前有多种释义,包括一切从事耕种和军旅的青壮年男子、习文习武而取得官职者、读书人,包括作为文人的读书人和“志道弘毅”的读书人。北宋以降则专指“志道弘毅”的读书人。直到晚明,则把两者的概念混淆,而把一切读书人、尤其是有文采的读书人统称为文人,很少再用“士人”这一名词了。

并不是说,凡是读书人、文化人就是文人,无非有些文人“学优而仕”当了官,而兼有士人的身份。这是今天专家的认识,在唐、宋、元人并不这样认识,包括文人和士人;在顾炎武、黄梨洲、傅青主也不这样认识;在鲁迅等同样不是这样认识。像苏洵、司马光、扬补之、吴镇、顾炎武一类读书人、文化人,他们的根本身份是士人,做上了官不是文人,做不上同样不是文人;而像李白、徐渭、董其昌、袁中郎、袁子才一类读书人、文化人,他们的根本身份是文人,做不上官不是士人,做上了官同样不是士人。“《通鉴》不载文人”。并不是说《资治通鉴》中没有记载读书人、文化人,恰恰相反,读书人、文化人在《通鉴》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但因为他们的根本身份多为士人而不是文人,所以说“《通鉴》不载文人”。如果以读书人、文化人即文人,又何来“《通鉴》不载文人”一说?

几年前,读到一篇书评,评的是一位老外的著作《这个世界被知识分子弄得一团糟》。所指的知识分子,不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而专指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史哲研究的各类专家,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讲的文人。文人无行,闻一多称作“诗人的蛮横”,一两个,可以使这个世界更精彩;普遍了,这个世界就被“弄得一团糟”。所以,自古至今,文人不仅与有知识、有文化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不是同一类人,更与士人不是同一类人。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文化知识,尤其是吟诗作赋的才华,而在于,实的方面,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卖弄风雅还是经时济世;虚的方面,有没有文化的学养,尤其是“志道弘毅”的器识。顾炎武以文人为“不识经术,不通古今”,也就是缺少“器识”的根本,故其骨头亦软。鲁迅认为文人的本性即“奴性”,梁启超则称作“上流无用,下流无耻”,正是鲁迅所指“当上了奴才”和“没有当上奴才”的两种文人的不同表现。昔人评李白、苏轼之异同,认为:“太白有东坡之才,无东坡之学。”“才”者,诗文的才华;“学”者,经济的学识。虽然,苏轼也以赋诗作文的才华名世,但他更以道德忠义的学养贯日月而妙天下,他是士人,决不是文人。顾炎武甚至认为,韩愈如果不做诗文,其“原道”的形象将更高大。

混淆士人和文人的概念,诬苏轼们为文人,是从晚明盛行的。“明三百年养士之不精”,造成了读书界的“何文人之多”,士风大坏,儒学淡泊,文人无行,不可收拾。文人们一面离经叛道,推出与士人迥然相反的价值观,如士人“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汉李膺)、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他们则鼓吹人活着就是为自己,不为自己而为别人、为社会,这一辈子就白活了,“虽夷齐等同尘埃,虽尧舜等同秕糠”(李贽);人生一世,“五大真乐”、“三大败兴”,就是个人能否尽兴地吃喝玩乐,“破国亡家不与焉”(袁宏道)。一面又把与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同的士人也称作文人,如董其昌明确提出“文人之画”的观点,把从唐王维到“元四家”的绘画称作“文人画”。事实上,不要说唐代,就是宋代、元代,根本就没有“文人画”这个术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人虽然很早就有了,但迄止晚明之前,只有画家画、画工画、士人画,而绝无文人画,不是说当时的文人中没有一个偶尔也画画的,至少他们的画根本不成气候。苏轼所讲的是“士人画”,已如前述;吴镇、黄公望所讲的,同样是“士人画”、“士夫画”而不是“文人画”。唯一的例外,是南宋邓椿在《画继》中所讲的一段话:“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著意。张彦远所次历代画人,冠裳大半。唐则少陵题咏,曲尽形容,昌黎作记,不遗毫发。本朝文忠欧公、三苏父子、两晁兄弟、山谷、后山、宛邱、淮海、月岩,以至漫仕、龙眠,或品评精高,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难者以为自古文人,何止数公……”云云。但是一,这里所侧重的,并不是绘画的创作,而是绘画的评论,所提到的人物,除苏轼、米芾、李公麟外,均非“挥染超拔”的“画人”,而是“品评精高”的观画人。其二,当时对绘画的评论,多用诗文的形式展开,不仅文人杜甫用诗文评赏绘画,士人韩愈、苏轼、欧阳修、黄庭坚也用诗文评赏绘画,由于不是从学养的有还是无来论证他们不同的身份,而是从诗文评画的精高来论证他们共同的贡献,所以,用“文人”来统称之,虽然不妥,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像我们讨论20世纪的书法,不妨把毛主席、弘一与白蕉一并称作书法家,但论根本的身份,毛主席是政治家、思想家,弘一是高僧。同样,谈论诗文时,不妨把韩愈、欧阳修、苏轼们一并称作文人,但论根本的身份,他们都是士人。

但晚明之后的文人们把苏轼们也称作文人,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大抵任何创新者,包括打着“创新”旗号的腐败者,都要把自己与前贤等同在一起。或者将“我”向“他”靠,如“四人帮”明明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却把自己说成也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拉“他”向“我”靠,如晚明的文人们把苏轼等一大批士人称作是“文人”。其用心,就是通过诬苏轼为文人,推崇其才华而泯灭其学养,进而放纵自己的个性人欲。今天美协画院的某些当权者,把吴冠中“解散美协画院体制”的“真实意思”,解释为“把美协画院做大做强”与之同一套路。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读书人在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印象之高则是毋庸置疑的。从而,不仅士人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可以表率社会的风气;文人以个性人欲诉求为天理,同样可以表率社会的风气。士人、文人,各有优长,也各有缺陷。士人可敬、可畏,沦于迂腐则可厌;文人可爱、可怜,沦于无耻则可恨。这个“无耻”,在士人看作贬义词,“行己有耻”,是圣人的教诲;但在文人,却是褒义词,如袁中郎便说过,人生的最大快乐就是“恬不知耻”地享受个人物质的和精神的人欲,“用足政策”死去后不为别人、社会留下一分钱。所以,当读书界以士人为主流,文人只是少数,士人为社会的和谐织成了一块锦,扬雄、李白、周邦彦等文人便为这块锦上添加了几朵美丽的花。而当读书界以文人为主流,士人成了少数,社会和谐的锦便被光怪陆离的花搞得支离破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顾炎武),文化的腐败,结果导致的便是“国将不国”。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亡国”就是政权的更迭,“亡天下”就是文化的腐败,读书人不仅不再成为构建社会和谐的正能量,反而成为败坏社会和谐的负能量。明朝的覆灭,有多方面的原因,军队的腐败,政治的腐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场的腐败……根本的则是因为文化的腐败。顾炎武归于“何文人之多”,文人之多又归于李贽“叛圣人之教”的“异端邪说”,“异端邪说”的炽兴又归于王阳明的“心学”。梁启超则认为,阳明心学对于解放程朱理学的束缚还是有功的,但对于李贽以后“上流无用,下流无耻”的文人们,那些“花和尚”,确是“一个也不能饶恕的”。

一言以蔽之,把苏轼们称作“文人”,正标志着从此拉开了文化腐败的序幕。从此,读书界丰富了文人的性灵,却荡然了士人的风骨。所以,“天下兴亡”的责任也就需要由“匹夫之贱”来承当了。

我们看看晚明的社会,内乱外患,风雨飘摇,那些文人们在干什么呢?在朝的超尘脱俗,逍遥于市井风月;在野的愤世嫉俗,放荡于市井风月,酒肆、茶楼、妓院,盛极一时,是发达者奢靡的场所,同时也是失意者放浪的场所。李闯入京,清移明祚,“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风雅所致的,竟是斯文扫地如此!将苏轼与之同伍为“文人”,诬苏轼亦甚矣!所以,不扭转“苏轼是文人”的观念,对读书人的才华认识纵然有益,对读书人的学养认识则必定有害。而没有对读书人应有的学养即社会责任、社会担当的认识,文化的腐败便没有底止。一切腐败,始于文化的腐败,亦莫甚于文化的腐败。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如此。无非相比于其他的腐败之有法律条文可依从而可治,文化的腐败是无法可依的,无法可依也就是不犯法,不犯法也就没法治。

今天,当我们口口声声称苏轼是“文人”的时候,或许正自知或不知地继续推动着晚明文人的文化腐败。当然,这绝对不犯法。在士人风骨支撑着社会之锦的时候,它还可以为之增添更优雅的花色。

 

编辑: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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