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扫货”反衬国内拍场的弱点

中国藏家国外发力的同时，国内的艺术市场却并不活跃。这引发了很多从业者的思考。

原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凤海认为： “相对国内拍场的鱼龙混杂，国外拍卖公司的可信度相对较高。所以有实力的买家更愿意去国外购买藏品。”

他强调：“拍卖市场成熟的表现不是成交额有了多少突飞猛进的增长，显著的标志应该是社会委托所占的比例是否增大。假如社会委托占的比例超越了海关、法院、银行这些部门，中国的拍卖业基本上就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了。我仍然对中国的拍卖业充满希望,但是我们必须要上一个层次，逐渐转向靠智力、能力和服务做市场。”

曾从苏富比美国拍卖会上，耗资1100万美元，拍得毕加索作品《戴绿帽子的女人》而引发轰动的利源集团董事长严陆根的收藏经历也许可以窥见国内拍卖行的不规范所隐藏的祸患：

“我想建一座艺术博物馆。”严陆根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建博物馆就需要作品，需要尽量丰富的馆藏。所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便开始了“收藏之旅”，从国内艺术作品开始，一点一滴，以至于到现在一发而不可收。

和很多人一样，一开始严陆根对国内的拍卖市场缺乏应有的警惕。

90年代初，严陆根从广州的一场拍卖会上，拍到了147张画。他很兴奋，一回到南京，就请南博的专家来帮忙鉴定。“一件都不对，全都是赝品。”严陆根当时就傻了，他花了100多万，每一件平均都接近万元。当时还是“万元户”时代，100多万，对他，对公司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他决定不碰国内的拍卖行，收藏的渠道，他只信任佳士得和苏富比。与此相对应，收藏对象他也选择价格更安全的大家。他根据市场数据，选择了位居前100的中国艺术家，目标是，收藏他们每人100幅作品。到目前为止，他收藏有齐白石作品近50幅，傅抱石作品60幅，其他如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等现当代名家的作品应有尽有。

——摘选自《现代快报》

国外比我们做得好的地方远远不止如此。来自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佳士得不惜工本去搭建“安思远公寓”，让藏家身临其境地感受安思远的情怀：

在前厅：墙上正中悬挂着中国现代绘画大师潘天寿的《满堂清芳》，旁边点缀着一对乔治一世时期镀金桃木两烛烛台，下方摆放明清之交的一对黄花梨圈椅，一尊铜鼓上放着一件日本大正时期竹制花篮，地上则铺着一张宁夏织毯;

在书房：放在乔治二世时期红木几案上的一件西汉时期鎏金铜熊形摆件，是17日夜场的首件拍品，桌旁则有八世纪来自泰国的青铜菩萨像与青铜佛造像;

在卧室：床头是一尊十一、十二世纪西藏铜瑜伽士坐像;

在餐厅：与英式银器及欧洲绘画巧妙结的有一对明代黄花梨灯台，也有一尊八世纪泰国铜佛立像以及一对约1815年谢菲尔德摄政时期的镀金醒酒器;

在起居室：有一组引人注目的中国古董家具：一套四张明代黄花梨圈椅外，一张非常罕有的明代黄花梨束腰活面棋桌与一件明代黄花梨四出头式官帽椅;这里还有他少年时期首次购入的艺术品——一尊宋/金时期木雕彩绘菩萨坐像，以及他1980年代整体收购J.R.Belmont 收藏所带来的泛亚艺术珍品：一件十三世纪尼泊尔鎏金铜观音立像、一件九世纪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朱罗王朝铜舞王湿婆承接恒河降凡像以及一件十四/十五世纪泰素可泰王国鎏金铜佛头像。

项立平认为：“相比较佳士得这样的拥有百年历史的国际大拍卖行，国内绝大部分艺术品拍卖行的理念落后岂在十年?尽管过去几年，内地拍卖也出现了不少成功的包装营销案例，如匡时拍卖的过云楼专场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嘉德拍卖的大观夜场包装成了高端书画品牌的代名词;翦淞阁文房专场则在每一个细节做到了极致。但不可否认，大部分如今在盈亏线甚至是生死线上挣扎的内地拍卖行们，他们的经营仍然停留在了茹毛饮血的初级阶段，简单粗暴的争夺并贩卖着本已有限的拍卖资源，甚至于，为了本就不算体面的生存，挖墙脚、打黑枪、知假贩假、虚做价格……正如一位资深拍卖人所说，国内的这些同行们如果继续停留在摩托罗拉肥皂型电话时代的思维之上，恐怕在后苹果时代的商业模式竞争下，连吃口饭的机会都没有!”

反观佳士得在安思远专场上的成功热卖，项立平提出：“佳士得营销的成功之处或许在于三点：其一，佳士得利用了情景再现的手法，将预展现场成功还原成了安思远的创奇公寓，让买家身陷角色体验中不能自拔。其二，大打‘朝夕相对’的情感牌，反复念叨安思远的生前名言：‘如果你无意于一件藏品朝夕相对，就不要去收藏它’，以至于这些冷冰冰的藏品被赋予了一代传奇大行的生命和情感，它们的附加值显然不同一般。其三，用营销奢侈品的方式拍卖艺术品，在巨大的环境营造和情感攻势之下，新买家纷至沓来，面对着安思远的名牌标签，这些对于藏品的优劣和价格并不敏感的非职业买家愿意为了安思远的名牌标签而多花银子，就像许多女士愿意花几十万元买一个包包，我想这是一样的道理吧。”

爱国热情还需理性分析

王凤海指出，文物、艺术品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既然是文化载体，必然有被人们喜欢的原因。所以艺术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是正常而有益的。其次，随着一些文物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更能凸显其民族性，所以也受到人们的追逐。而且，艺术品收藏的投资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有这样的文化需求和民族情结将文物回流，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光凭爱国热情是不够的，中国新藏家们在海外大笔购买中国古文物和艺术品，大大提高了中国文物的价格。”

“1995年台湾的清玩雅集成立后，在北京故宫举办第一次展览的时候就曾展出两个圆明园兽首，当时是无人问津的。”北京华辰董事长甘学军指出，“文物回流是有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必须正确看待特殊事件的历史遗存，冷静处理就不会让我们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倘若过于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上纲上线，反而会对文物回流设置障碍，也会增加回流的代价和成本。”

甘学军表示：“外国人拍卖中国圆明园的流失文物是在利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在挣钱，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市场行情是中国民族主义激情在支撑的。圆明园文物流失是历史造成的，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现在这些文物重新进入国外拍卖行，作为中国公民或者政府应该进行谴责和呼吁。但是在市场上一定要保持冷静，拍卖毕竟是合法的市场行为，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问题，不能仅凭一时的义愤企图遏制这样的买卖或者付出更多的经济上的代价，这是很不明智也是不可取的。应该冷静对待历史事件在今天的遗存，用历史的态度处理问题。”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