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自拍像，1975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是1960年代纽约城景观的一部分。他最早作为摇滚教母帕蒂·史密斯的恋人和艺术合作者为人所知。他在石墙事件期间（1969）出柜，但始终和帕蒂保持良好关系。1971年，他开始用一台宝丽来相机拍照，这张1975年的自拍像拥有即时、另类的效果。

彼得·胡佳，苏珊·桑塔格肖像，1975

每个人脾性不同，有人会先注意到苏珊·桑塔格的智慧，有人惊叹于她的美貌，有人则看到她的小平胸。作为一个神童，她十几岁时就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然后先后就读于哈佛、牛津和索邦。1966年发表《反对阐释》，1977年发表《论摄影》，对影像的意识形态进行再思考，又发表两篇关于“疾病和隐喻”的研究。桑塔格很早就和社会学家菲利普·赖夫结婚，不过她始终承认自己对女人有好感。她后来还对没有更多讲述自己的女同性恋主义感到遗憾。在她的晚年，桑塔格和摄影师安妮·莱伯维茨有一段互相承诺的关系。

安迪·沃霍尔，伪装的自画像

在1960年代咄咄逼人的名人文化中，沃霍尔把自己当一张白纸。他的苍白、面无表情、古怪的表达方式和著名的假发创造出一个“个体”。在他这个“伪装的自画像”系列中，每幅都有不同色彩的伪装覆盖在艺术家的脸上，沃霍尔提出了这个观点，肖像不过就是个面具。沃霍尔躲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伪装，即刻可辨，他的脸即是他的伪装。

南·戈尔丁，出租车中的米斯蒂和吉米·宝莱特，纽约城，1991

这是南·戈尔丁最喜欢的两个拍摄对象。一个早上，在尽夜狂欢之后，两个精疲力竭的派对动物打车回家。吉米·宝莱特的肩带掉下来了，这不是性感的暗示，却是精疲力竭和绝望。戈尔丁赋予他的对象一种尊严，一种分量，观者既无法偷窥，也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评判。相反，作为艺术家记录艾滋病后十年计划的一部分，戈尔丁提出，我们都和她一样坐在前排，困在同一辆不知去向何方的出租车上。

6．艾滋病

爆发于1960年代的酒神狂欢——“性、毒品、摇滚乐”——无法持久。南·戈尔丁的照片记录了一场早已预言了结局的“场景”。爆发繁荣之后，便是精疲力竭。美国1970年代又回到传统，选择了罗纳德·里根，国际形象又变成“肌肉男”，家庭回归“传统价值观”。

1960年代的陶醉结束了。悲哀的是，伴随着政治上的摇摆，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健康危机之一——艾滋病和HIV病毒的传播。起初的反应是零星、零碎和政治化的，很多人将艾滋病妖魔化成“同性恋瘟疫”，暗示他们因为道德堕落而“自作自受”。面对危机重重，同志社区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

凯斯·哈林，未完成画作，1989

1990年，18447个美国人死于艾滋病，艺术家凯斯·哈林是其中之一，他死于1990年2月16日，年仅31岁。哈林以涂鸦艺术家的身份为人所知，他的画作经常出现在纽约地铁站里，为他在艺术世界里赢得了名声。这幅画里面同样有随性涂鸦的痕迹，但未完成作品的结构使它有了一种正式作品的分量。淌下来的颜料不仅暗示未完成，也是一种解脱。

编辑：黄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