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自拍像，1988

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1989年因艾滋病去世。1988年，他在这幅肖像中显得阴沉、黑暗，与1975年时的年轻、无辜、性感、欢乐相比，没有什么更能诠释发生的事情。尽管有一种纪念的情绪，梅普尔索普一直到最终都维持着反叛态度。

艾滋病人被妖魔化，梅普尔索普将自己扮演成死神，对抗他的批评者。他仿佛在宣称，我将收下所有你对我的指责，用艺术全部原封不动全部归还给你。作品有一种梅普尔索普肖像风格的分量，同时，也在与他声名中黑暗的部分调情：作为魔鬼的梅普尔索普，自他去世后将演变为一个传奇。

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洛杉矶的罗斯的肖像），1991

极简主义者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这件装置作品受到波普艺术影响，表现出自己的怪诞和人性主题。在这个伴侣罗斯·莱考克的“肖像”作品中，艺术家用一堆和罗斯健康时重量相同（175磅）糖果来代表他。参观者可以拿走一颗糖果，糖果堆会逐渐变小，然后会有新的补充进来，就像生死不断循环。

艺术家希望参观者/参与者也能分享到他与恋人感情的甜蜜。同时，逐渐减少的糖果也代表如果社区不重视艾滋病，那么同志社区会逐渐消失。当糖果融化在参观者口中，参与者也将体会到罗斯正在消亡中的震惊现实。

8．新的开始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艾滋病/HIV病毒依旧将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然而，在病毒出现1/4个世纪之后，一种大致的平衡已经达成，相比简单的悲伤，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为此做些什么。近些年来，关于身份的问题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重新显现，似乎，一种加强了的脆弱感和道德感使得这个问题再次成为当务之急：“我是谁？”“我和谁相联系？”一些年轻艺术家重新检视这些问题，就像开始的时候，沃尔特·惠特曼做的那样。

安妮·莱伯维茨 ，艾伦·德杰尼勒斯肖像，1997

好莱坞在政治上一般是进步的，但谈到性倾向的问题，总是摇摆不定含糊其辞。1997年4月，情景喜剧明星、脱口秀主持人艾伦·德杰尼勒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是的我是gay。”

这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德杰尼勒斯也曾经考虑要不要出柜，最后她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能坦诚自己是女同志，那么她对于自己的生活和职业都没法控制。出柜，她后来说，成为最自由的经验，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了”。

安妮·莱伯维茨的照片展现了一场视觉符号的狂欢，强调了德杰尼勒斯在公众面前、电视节目上的模棱两可的形象。她穿着胸罩，也戴着拳击手套，德杰尼勒斯像小丑一样的装扮，是揭露也是隐藏，烟赋予她一种“硬汉”的腔调。

格伦·利贡，镜子12号，2006

这是格伦·利贡一系列作品中的一幅，他这一系列全部借用了詹姆斯·鲍德温的文本，探讨作家如何被世界异化，以及艺术家本人不想被自我异化的努力。利贡关注美国黑人的历史，探讨在历史和艺术中对黑人身体的描绘和排斥。在这幅作品中，鲍德温关于黑人状况的描写首先被印刻在画布上，然后字句被用煤灰抹去。鲍德温的语言因此被打断，变得支离破碎，最后仅仅依稀可辨。鲍德温是黑人，也是gay，他有自己的复杂个性——但最后全部被“他是黑人”这个社会印象所覆盖。

卡斯·伯德，我看起来就像我爸，2003

卡斯·伯德在摄影中展现了那些身处社会性别边缘的人群的正面形象。她以此展现一个世界，像惠特曼那样拒绝社会的清规戒律。这张照片拍摄于布鲁克林的一个屋顶上，伯德的朋友马考莱带着个帽子盯着镜头，帽子上写“我看起来就像我爸”。马考莱的社会性别看起来很模糊，她顶着的宣言亦如是。

编辑：黄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