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军队的进退、民众的流离外，我国众多政府机构、文化机构、工厂企业、大中院校等都进行过战略转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和牺牲。同样背景下发生的“古物南迁”和“古物西迁”，为保护百万国宝，跋山涉水万余公里，辗转于10余个省市，前后历时15年，堪称这部波澜壮阔的大迁移史诗中的宏伟篇章。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军队的进退、民众的流离外，我国众多政府机构、文化机构、工厂企业、大中院校等都进行过战略转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和牺牲。同样背景下发生的“古物南迁”和“古物西迁”，为保护百万国宝，跋山涉水万余公里，辗转于10余个省市，前后历时15年，堪称这部波澜壮阔的大迁移史诗中的宏伟篇章。

国难当头国宝魂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1932年7月又进犯热河，窥伺华北，古都北平（即北京）面临动荡险恶的局势。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率先提议“古物南迁”并开始挑选、装箱，不料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议，反对南迁的意见一度压倒支持南迁的意见。

反对者认为，古物南迁是重古物轻人民、重古物轻国土，会动摇民心与士气，只需就地修建地下库房即可保古物无虞。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他发起组织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誓与国宝共存亡。

更多的人对古物南迁怀有各种疑虑。例如胡适就对南迁何处是安静之所感到茫然，忧虑古物一散难复聚，而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保障战火威胁下的古物安全。鲁迅则针对社会上有舆论责难华北高校南下请愿和逃难回家的学生，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嘲讽。即使是故宫博物院内部，对是否南迁亦存在争议，如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最初即不赞成古物迁徙。此外，北平和外地的不少机构也纷纷通电，加入反对南迁的大合唱。

支持古物南迁的人士认为，北平长期作为中国的首都，这里积聚的古物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国土丢失可以再收复，而国宝如果被毁则损失无法挽回。中国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大肆抢劫了当时最重要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里的无数珍宝，并野蛮烧毁了整个园林，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黑暗一页。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不仅勒索了巨额赔款，而且对紫禁城、西苑、景山、颐和园、天坛、东陵等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劫掠，再次造成了中国皇家珍宝的散失。正是由于有这两次前车之鉴，当北平再一次面临外敌压境时，古物南迁最终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见，国民政府批准了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等机构馆藏古物南迁的计划，而反对南迁的不少人士，如胡适、吴瀛、马彦祥等，后来也参与到了国宝大迁徙的行动中。


悲壮南迁西往情

1933年1月，日本军队攻击长城各关口并突破榆关（即山海关），北平已处于迫在眉睫的战火威胁之下。因此，故宫博物院紧急呈请行政院并获准立即启动南迁计划，但由于反对南迁的势力联络搬运工会抵制，使原计划1月31日开始的古物南迁被迫推迟。

2月5日晚，北平戒严，反对南迁的代表人物被拘禁，第一批南迁文物被运到前门西站装上专列。车上除了吴瀛带队的故宫押运人员外，还有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与警察。次日凌晨，专列秘密启程，为了避开驻有日军的天津、济南等地，不得不舍弃了由北到南最快捷的京沪线，绕道平汉线先向西南进发，后由陇海线由西往东，再经津浦线回到京沪线，沿线均有当地军警警戒。首批南迁古物的文献档案存行政院大礼堂，其他古物运往上海法租界的仁济医院仓库暂存。

从1933年2月5日到5月23日之间，共从北京往上海运送了5批古物。从第二批起，南迁古物中还包括了古物陈列所、中研院史语所、颐和园、国子监、先农坛和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等机构的古物和档案。这五批南迁古物的总数为19816箱余72包15件13扎，其中文献档案约有45万件，图书古籍约有30万件，陶瓷、青铜器、书画、玉石器、漆木器、文玩、珠宝等共约30万件。1936年12月，大部分南迁古物正式迁入专门在南京朝天宫新建的文物库房收藏。库房为钢筋水泥建筑加山洞，密闭式结构，还装备了空气调节设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库房之一。可见，古物南迁不是单纯的抢运珍宝，而是一次民族文化的抢救行动。

在南迁的过程中还发生了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古物南迁之前，故宫博物院报行政院备案后曾陆续“处分无关文史物品”，将一些当时认为不具备文物价值的茶叶、绸缎、皮货及部分金银器等变价处理，南迁工作的部分经费即来源于此。不料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疑虑，有人因此控告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擅自盗卖古物，涉嫌违法。南迁古物运抵上海后进行开箱检查，发现其中混杂有一些假古董，有人因此更是怀疑易培基等人借南迁之机以假换真。最终，易培基黯然辞职，不久含恨病逝，由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继任院长。今日来看，处分“无关文史物品”乃受限于当时对古物的认知水平，而宫中古物中本来也存在伪劣古董，在危急形势下仓促挑选、装箱难保不发生鉴定失误，况且并未发现疑似被调包的古物，因此所谓“易培基盗宝案”确系冤案。

在上述古物成功南迁后，次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密令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古籍精品南迁。1935年底至1936年初，北图将376箱馆藏古籍（包括《永乐大典》）和146箱西文书刊及64箱梁启超寄存书籍通过中国旅行社的渠道分批南运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租赁库房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批准了河南博物馆提出的南迁计划，河南博物馆68箱文物精品（包括莲鹤方壶等“新郑彝器”）也从当时的省会开封陆运至郑州，再经铁路南运武汉，存放在汉口法租界内。

不曾想，北平南迁古物在南京刚安顿了半年，1937年，日本就在北平发动了“七七”事变、随即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南迁古物又笼罩在日军的战火威胁之下，不得不从8月14日开始紧急踏上向西转移之路。由于形势危急，政府特别批准动用国防机制即可以征用一切人力、物力来抢运古物。即使这样，仍有2900箱古物尚未来得及运出，南京即被日军占领，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古物西迁”先后分三路，通过各种交通方式，最终汇聚到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

一为南路：1937年8月，第一批西迁古物由南京沿江运到汉口，再用火车运往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次年因日军由江苏西侵，古物又经桂林转移到贵阳，离开长沙后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1939年因贵阳频遭日军轰炸，古物再被迁往安顺华严洞；1944年日军从广西逼近贵州，南路古物由15辆卡车于当年年底最终运抵四川巴县飞仙岩存放。

二为中路：1937年11月，第二批西迁古物由南京沿江先运到汉口，后运到宜昌，再分批倒换小轮船，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1939年因重庆屡遭日军狂轰滥炸，中路古物先被转移到宜宾，至9月最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抗战中后期，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和反法西斯同盟远东战场指挥中心，在1938年至1943年期间遭到日军持续5年的战略轰炸，企图以此摧垮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成为“二战”中与伦敦大轰炸、德累斯顿大轰炸齐名的事件。

三为北路：1937年12月，第三批西迁古物用火车从南京经郑州运往宝鸡的山洞里，在郑州火车站险遭日机轰炸，次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又运往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日军轰炸汉中，古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运抵峨眉县的大佛寺和武庙存放。当时政府按照仅次于运军火的优先级别抽调了300多车次分段抢运国宝，在严寒的冬季翻越积雪的秦岭，并多次用竹筏载运卡车渡过无桥的河流，终于战胜了自古“难于上青天”的蜀道。1943年峨眉县几乎被一场大火全部烧毁，幸亏守护人员及民众及时拆掉了寺庙周围的民房，断了火路，才使存放的古物没有受损。

还有一些其他古物陆续西迁。1937年11月18日，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前身）筹备处也奉命西迁，院藏文物分水陆两路颠沛辗转，至1940年6月抵达四川宜宾的李庄安顿下来；日军占领江浙并向西进犯后，河南博物馆存放在武汉的68箱文物也西迁重庆，存入刚从南京疏散至重庆的中央大学磁器口校舍。

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迁到上海租界的古籍图书全部未来得及西迁即沦陷于敌后，眼看从陆路西迁至大后方已不可能，遂于1938年初就地化整为零，分散收藏在秘密租用的民房内。随着战争的扩大，在日益危急的形势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和当时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经过多方秘密交涉，决定弃西往东，从南迁古籍图书中精选了3万多册装成102箱，于1941年10月至12月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在一名海关内线的策应下，以替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购新书的名义报关，每批十箱从日军眼皮底下运出，于1942年6月全部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

当时除了官方主导的国宝大转移外，民间也有众多机构、学者、收藏家自发向川、渝等地转移古物、古籍，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抢救民族文化的浩荡洪流。

一散何时复聚首

在内忧外患的战乱年代，百万国宝大迁徙，颠沛辗转于北平、河北、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河南、贵州、陕西、四川等省市，历经艰难险阻，而国宝损失轻微，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在艰险复杂的背景下，南迁和西迁途中多次化险为夷，在长沙、重庆、郑州、汉中、峨眉等地均历惊涉险，据统计各种事故中共损失文物百余件，损失率万分之一。参与南迁的当事人将这一奇迹归功于“古物有灵”“国家的福命”，其实是仰赖上上下下各阶层、各方面人员为之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共同铸就了这一历史传奇。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次年北平和南京的西迁古物全部集中到重庆，主要从水路东返，于1947年底全部运回南京。由于内战旋即爆发及国民党败退台湾，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北平南迁古物中2972箱共约60万件古物（其中近40万件档案文献、15万件图书古籍、6万件铜瓷书画玉杂）分三批被运往台湾，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主体。剩下的北平南迁古物中的近20万件书画、铜器、瓷器、图书、档案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仍有20多万件南迁古物（大部分是瓷器）留在南京，其中一半属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已撤销的古物陈列所接收的文物。河南博物馆存渝的部分文物于1949年11月被运往台湾，成为1955年建馆的台北历史博物馆的藏品，留在大陆的文物后来分藏于河南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古籍于1965年11月被运到台湾，存入台湾“中央图书馆”。

国宝大迁徙是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一致的行动，是基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战争基本特点而采取的决策，是符合“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总体指导思想的文化自救行动。国宝大迁徙期间，先后在上海、南京、重庆、贵阳和成都等地举办过展览，让处于艰苦抗战中的中国广大民众欣赏到了国家和民族的瑰宝，传播了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坚定了民众抵抗侵略、夺取胜利的决心。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近千件南迁文物还远赴英国参加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中国国宝级文物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赴外展览，吸引了42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不仅使中国的抗战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而且随后在欧美形成了持久的中国艺术热潮。1940年1月至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止），部分文物又赴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增进了战时盟国之间的了解和情谊。

抗战胜利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大迁徙的国宝分藏于海峡两岸多家博物馆的格局，分散多处是一种遗憾，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特殊纽带作用。

放眼国际，抢救战火威胁下的国宝，并非中国独有的行动：西班牙内战期间抢救普拉多博物馆藏品的行动现已被奉为经典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苏联、英国等也有迁移国宝的行动，但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宝大迁徙无疑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远的行动。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先辈们致敬！

编辑：徐啸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