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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私人珍藏中国艺术珍品」专场

清雍正 窑变釉太极八卦纹抱月瓶 「雍正年制」篆书刻款
估价：HK$ 3.5 million - 5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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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70年7月17日购自伦敦古董商Sydney L. Moss, Ltd., 并由家族继承

重要欧洲私人收藏

扁圆身，直口，双螭耳，圆角长方形圈足。颈部一道凸弦纹，腹部两面中央膜印太极，周围凸饰八卦一圈，器身两侧各饰二乳钉纹。器身通体施窑变釉，红、紫、蓝、月白色相间，釉面垂流自然。底部刻「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

雍正一朝所见太极八卦抱月瓶多为仿古釉，然仅见仿官及哥釉者，而仿钧釉者目前仅此一例。

抱月瓶又称为扁壶，其器形可追溯至明初，而最初原型则是参照伊斯兰金属器，见John Alexander Pope，〈An Early Ming Porcelain in Muslim Style〉，Richard Ettinghausen 编，《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n Kunst, Festschrift für Ernst Kühnel》，柏林，1959年，页357-375。窑变釉是清雍正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仿宋代钧窑玫瑰紫釉而繁衍出的颜色釉品种，采用两次或多次上釉的方法。釉料中除铜外还含有微量的钛或钴、锰、铁等呈色元素，在1280至1320℃的高温还原气氛中，各种金属粒子自由结合，形成斑纹。由於铜元素的不稳定，窑匠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把握窑温及窑内气氛，以达到最完美的呈色。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帝於雍正三年(1725)及雍正六年(1728)命宫中人员辨识清宫旧藏钧窑瓷器，并下旨仿烧宋钧釉瓷。唐英於雍正七年(1729)曾派吴尧圃至河南对宋代钧窑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御窑厂仿制。从雍正八年(1730)年後的档案可以看出雍正帝下旨烧造仿钧釉瓷器的记录频频增加，可见其对钧瓷极为欣赏，见余佩瑾，〈仿古创新〉，冯明珠编，《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2009年，页227-228。

雍正帝除在艺术上慕古创新外，在思想上也笃信禅宗，对道教方术亦有很大兴趣，认为「道教炼气凝神，与儒家存心养气之旨不悖」。此瓶不仅代表雍正时期皇家用瓷在艺术方面之仿古创新，亦体现雍正皇帝倡导之宗教思想，独具意义。

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清雍正仿哥釉太极八卦抱月瓶一例，尺寸较此瓶稍大，博物馆编号中瓷003964N；伦敦苏富比曾售出一件清雍正仿官釉太极八卦抱月瓶，2006年11月8日，编号173。另见玫茵堂旧藏一件清雍正窑变抱月瓶，但瓶身无凸饰太极八卦纹，见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四，下册，伦敦，1994-2010年，图835。

清乾隆 仿汝釉太极八卦纹抱月瓶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估价：HK$ 5 million - 8 million

来源:

重要欧洲私人收藏

扁圆身，直口，颈部两侧饰螭耳，圆角长方形圈足。颈部有一道凸弦纹，腹部两面中央膜印太极，周围凸饰八卦一圈，器身两侧各饰二乳钉纹。通体施仿汝窑青釉，呈天青色，釉面布满细密开片纹。底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

此瓶器形硕大，为清代景德镇御窑厂陶匠巅峰之作。此类器形的烧造对胎质比重要求极高，否则容易承受不住窑内高温而导致变形。匠人在保留了前朝简洁素雅器形的基础上又作出创新辅以膜印纹饰，并且以娴熟技艺通过对窑内温度控制，模仿宋代汝窑釉上的蟹爪纹，既突显了仿汝釉之雨过天青之美，又体现了乾隆帝对宋代御用名窑之追慕。

该瓶器身膜印太极八卦图，饰「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卦，分别代表「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而道家以八卦阐述天地运行之道，并作参透当下、预见未来之用，其意义与当朝天子所负治理天下之重任相呼应。抱月瓶又称为扁壶，其器形可追溯至明初，而最初原型则是参照伊斯兰金属器，见 John Alexander Pope，〈An Early Ming Porcelain in Muslim Style〉，Richard Ettinghausen 编，《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n Kunst, Festschrift für Ernst Kühnel》，柏林，1959年，页357-75。

乾隆一朝之太极八卦纹抱月瓶颇为罕见，此瓶袭前朝之风，在器形及纹饰上均延续雍正一朝同类抱月瓶，参看本图录中另一件清雍正仿钧窑变釉太极八卦抱月瓶，编号1；另渖阳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清雍正冬青釉太极八卦扁瓶可作比较，见《渖阳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下）》，辽宁，2008年，页61；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亦藏清雍正仿哥釉太极八卦抱月瓶一例，博物馆编号中瓷003964N。

清朝除雍正帝以外，大部份皇帝倡导佛教，但对道教也有一定的扶持。至乾隆一朝，虽然清廷对道教活动的限制日趋严格，但在为皇帝庆寿时亦有道教仪式举行，见P.Berger，〈Religion〉，E.S.Rawski 及 J.Rawson编，《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 – 1795》，伦敦，2005年，页132-133。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