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

清乾隆　仿官釉双系三足鱼篓尊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估价：HK$ 5 million - 7 million

来源:

胡惠春家族旧藏

纽约苏富比，1985年6月4日，编号61

尊撇口，短颈，扁圆腹，平底，底承三乳足，足端饰以铁褐色。腹下有一圈共十二个凸起乳钉。肩部作对称双系。通体施仿官釉，釉色粉青，色泽莹润典雅。底部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鱼篓尊属宫廷陈设用瓷，耿宝昌先生认为此类鱼篓尊属於花器，又称花囊，见《明清瓷器监定》，香港，1993年，图452（4）。鱼篓尊造型始於雍正，至乾隆时期由圈足演变为露胎三乳足式，雍正时期的作品，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茶叶末釉一例，着录於耿宝昌着，《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北京，2005年，卷1（下册），图13。另见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爵士旧藏一件清雍正仿官釉鱼篓尊，现藏大英博物馆，博物馆编码Franks.736。此鱼篓尊上的乳钉纹则可能受到宋代御窑作品的影响，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下）》，香港，1996年，图129。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之乾隆时期鱼篓尊有三例：见清乾隆仿汝窑鱼篓尊一例，着录於《故宫陶瓷馆：下编》，北京，2010年，图381；另有一件清乾隆仿官釉双系鱼篓尊可资比较，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香港，1999年，图209，页231；另有以炉钧釉烧制而成者，见冯先明、耿宝昌，《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北京，1994年，图93；上海博物馆亦有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纹鱼篓尊可供参考，见《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2003年，页229。

另比较相似的清乾隆仿官釉双耳鱼篓尊两件，同属胡惠春先生旧藏，出版於《暂得楼清代官窑单色釉瓷》，香港，2005年，图31，页96。另见玫茵堂旧藏一例，着录於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2010年，卷2，编号872，後於香港苏富比售出，2011年10月5日，编号5。另见纽约苏富比曾售出仿汝釉一例，同属胡惠春家族收藏，1985年6月4日，编号60，後由香港苏富比再售出，1989年11月14日，编号189，着录於《香港苏富比二十年》，香港，1993年，页228，图323，以及Eskenazi Ltd.，《Qing Porcelain from a Private Collection》，伦敦，2012年，编号11。

对於官窑瓷器的烧造，乾隆帝延续雍正一朝求古创新的风格，命御窑厂继续仿烧宋代汝、官、哥、钧、定等宋代名窑，皆甚为成功。其中仿官者釉质莹润，釉面或无开片，或有冰裂片纹，又因胎质色黑，更能呈现宋代官窑「紫口铁足」的效果。此鱼篓尊正是乾隆仿官釉器中又一佳例。

清乾隆 青花花卉福寿双全如意耳扁壶 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估价：HK$ 2 million - 3 million

来源:

传1890年前法国勃艮第私人旧藏，後由家族继承

巴黎Oger & Camper拍卖行，2011年3月7日，编号77

壶撇口，短颈，扁圆腹，圆角长方形圈足，颈部两侧对称饰如意耳。器身口沿下及腹部侧面绘缠枝灵芝纹，器身主体绘缠枝莲花地并作桃形开光，内绘桃枝和双蝠，寓意「福寿双全」。器底圈足内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此式扁壶为清宫御制瓷中经典样式，始见於乾隆，止烧於道光，其造型由明永乐、宣德官窑青花扁瓶发展而来，青花花卉纹中特别绘制细小斑点，刻意仿明代官窑青花之铁锈斑。清代初期景德镇御窑厂每年按内务府造办处设计的样式烧造御用瓷器，秋、冬两次运送至内务府，称大运琢器，道光朝内务府造办处档中的原名则为「仿宣窑青花福寿双带马褂瓶」。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一例，见米山寅太郎着，《静嘉堂宝监》，东京，2006年，图49，页58；另见南京博物院藏一件清乾隆青花花卉福寿双全如意耳扁壶，与此壶无异，见徐湖平，《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2004年，页220；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亦藏有一例，见《Beauty and Tranquility. The Eli Lilly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印第安纳波利斯，1983年，图116；香港艺术馆曾展出同样一例，见《华光艹堂珍藏清代瓷器》，香港，1973年，图66；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嘉庆一例，形制及纹饰与乾隆一朝无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香港，2000年，页162，图版148。

香港苏富比售出一件几乎相同的乾隆青花扁瓶，2015年10月7日，编号3725，另有一例由伦敦苏富比售出，2011年11月9日，编号201。

清中期　紫檀雕西番莲纹博古图大屏一对
估价：HK$ 6 million - 8 million

来源: 

欧洲私人收藏

此钟整体造型为亭式建筑式样，通体镀金。瓶形花蕾作钟顶，钟上部亭顶四面饰飞鸟，飞鸟下饰团花，四角及顶端嵌铜镀金饰件。钟正面饰镀金镂花，正中为白色珐琅钟盘，钟盘四周嵌料石一周。底座嵌萱草纹一周，底座正面有嵌料石转花一朵。底座侧面为上弦器。

西洋时钟的引进是西方传教士通往中国皇宫贵胄的桥梁。早在明代末期，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就将西方所制两件自鸣钟献予万历皇帝，从此打开了西方使者与上至皇宫贵族、下至黎明百姓沟通的话题，为中西文化交流敲开大门。清代以降，西洋时钟不当成为清廷统治者的喜爱之物，亦受到达官显贵及商贩的追捧。

西洋时钟能够准确的呈现时历，这与中国统治者对天文、历法等相关支持的垄断和掌握一脉相承。天子对时间及历法的掌握，蕴含其君权神授的象徵意义，因此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喜爱。康熙对西方科学技术即抱有极大的热忱，他曾作诗《咏自鸣钟》一首，曰：「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如。轮行隋刻转，表指按分移。绦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朝勤政务，数问奏章迟。」由此看出，自鸣钟已成为康熙帝安排生活及工作的必须之物。

犹如其祖父，乾隆皇帝历来热衷收藏西洋钟表及其他奇器，作为其闲逸消遣的高级玩具及奢侈摆设。此期间宫廷除了大量进口欧洲钟表之外，亦命宫廷造办处以及位於扬州、广州的作坊制作钟表。中国工匠挖尽心思，配合黄金、玉、漆、象牙、宝石、紫檀等名贵材料，制作出大量供赏玩的各式时钟，此转花钟正是广州制作用於进贡宫廷之其中一例。此转花种装饰及形制明显受到英国时钟影响，类似一例见日本根津美术馆旧藏一件嵌宝石钟，後於香港佳士得售出，2008年5月27日，编号1511。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藏有一例可资比较，见陆燕贞，《清宫钟表珍藏》，香港，1995年，页170；而北京故宫清宫旧藏另一件清乾隆木楼嵌铜活三套钟，虽为木制，但整体形制与四足与本拍品极为相似，见澳门艺术博物馆，《日升月恒：故宫珍藏钟表文物展》，澳门，2004年，页297，图107。另见香港苏富比曾售出一件清乾隆铜镀金嵌宝石塔式乐钟，2012年10月9日，编号3021。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