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在中国争议性很大的乌利·希克所主导的“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第五届艺术评论奖”评审团见面会又举办了。一方面，这位前瑞士大使有一颗永远操不完中国当代艺术的心让人想到“白求恩”精神，这没错。另一方面，捆绑目的性很强的批评奖项，一直没有被更多人纳入进来，似乎又显示了这个没有信任基础的奖项在国内的尴尬角色。皮力作为这个奖项的主要“承包方”或代言人角色之一，恰好刚好可以当作艺术市场、资本时代批评家转轨的奇特案例来讨论。

批评本来是一个需要仰望星空，严肃的、独立的承担，现在变成欲望生成器，于是变成赤裸裸利益交换的工具。

中国艺术批评不是没有需要，而是批评已死，批评家们在开会说话，究竟谁在关注艺术批评？这是需要聚焦的问题。奖项的交流性没问题，问题是批评的对象在哪里？批评又处在什么样的土壤当中？这个沟通会能够解决“批评已死，还是市场有需求”？等等，这些都是棘手问题。否则，在问题的背景下，这个评论沟通会很容易被解读为利益诉求看门的工具，还是能够引领解决问题的加速器，这都值得关注。

批评家是一个时代的守门员，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灵魂看护者。但是在意识形态以及市场商业话语权控制下，这个领域一直越来越自话自说，甚至形成违和感很高的一个领域。镶着金边光环的批评家，早已成为一个领域出现困境的代名词。

市场追加的商业批评和学术批评一直高度重叠在一起，最后这批样板性的中国艺术批评家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也断送了批评这个土壤，50后60后批评家的堕落，直接引发的是70后80后批评家更是处在一个“一出生就没有批评土壤”的危机中，让他们在一块早已硬化的批评土壤上寻找勇气，坚守人性批评，真的只是哲学里才有的场景。

老气横秋的批评以及老大作风的批评都是中国艺术领域的特色。依靠名气换取廉价或高昂的出台费，这是这个领域的低级事故，但是这种问题困扰至今，现在已经扭曲了批评领域的价值观。批评不能给人带来内心的温暖和安慰，反而造成咬牙切齿的“扰民”——一个领域所争取的价值游戏规则以及秩序就成为了多余的道具。

在北京房价和欲望高涨的社会里，批评家出台已经是一个很低俗的问题，关键是出台之后批评家还在做什么，反倒成为需要放低身价来关注的这个领域首要问题了。

一旦批评家只在坐享其成，那么批评家的角色就瞬间倒塌，批评的价值就成为古董了。现在只是市场在操控批评家的手和口。“批评家红利”，是这个时代最低廉价值的体现之一。反之，批评家必须在风口浪尖搏斗，就一定很难成为“红利”的分享者，而现在问题正好相反。

问题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市场的勃发，已经让成功的艺术家和运作机构可以很廉价地买通批评家这个快捷的通道，于是这个领域失去了批评的能力与底线。而取代他们的正是移动互联网的草根言论，那些跟帖，评论和民间意见领袖都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真实批评声音。

一提批评家，就很容易让人找到一个领域的痛点。每个领域都在堕落，连批评家也不例外，比如中国艺术领域的批评，再也没有能够像1980年代那样引领一个时代的批评潮流和风气出来。批评越功利，就代表这个领域的某种绝望、危机。

我一直不认为市场行情导致艺术品不好买的说辞，我宁愿换一种说法，没有可信赖，能够挖掘艺术领域能见度的批评才导致这个领域的参与者变得稀薄。大家在谈艺术的时候，不知道谈艺术的背景是什么。就像全国现在都再造文化艺术园区之梦，但是谁又知道存在的艺术文化价值在哪里？有力的批评是让一个领域强大、健康的利器，但是现在这个公平为己任的利器，似乎成为了自己曾经厌恶的“敌人”。

中国艺术批评之所以出现问题，一是意识形态，造成了批评风气的单一化，很容易出现断层，最重要的蜕变是生存在体制内的中国艺术批评家，又和这10多年的艺术市场行为迅速地连接在一起，最后面目全非。中国艺术批评家一直贡献不出创新的艺术理论，同时也无法找到抵制商业批评的方式，从而减退了批评家的光环，直至批评家已死，到批评已死的声音此起彼伏。不过，每年的批评家年会以及各种批评奖项依然火热的背后，实际上只是某种利益的帮凶而已。

批评家独大以及圈子化的模式早应该被抛弃。应该回到微时代个体批评之声的真实需求里，因为每个再小的个体都能够拥有真实批评的能力，更应该成为批评的一部分。

关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批评，我想可能这是最后一块可以共存批评真实价值之地：个体的声音能够成为批评的主要入口，就像大众点评网一样，批评的声音应该由海量的个体构成。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