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麦格雷格(Neil Mac Gregor，现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在大英博物馆最后的成就是成功举办了一场讲述埃及多彩历史的展览。在埃及历史上，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一起生活，一起祭拜神灵——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原本就是一家，无需加以区分。


何鸿卿爵士画廊(Hotung Gallery)位于大英博物馆中庭的上方，环绕着古老的阅览室(Reading Room)穹顶。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它将展示埃及1200年的历史：从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一直到公元1171年萨拉丁建朝。参观者可以在其中徜徉肆恣。

“法老之后的信仰”从三卷非常美观的大型手稿开始，分别是：一部九世纪的希伯来圣经、一部四世纪的基督教圣经，以及一部八世纪的可兰经。它们看起来惊人的相似。穿过走廊，一块较小的石头上刻着亚伯拉罕(Abraham，阿拉伯语叫“Ibrahim”)正抓着他的儿子准备献祭，却被一位天使拦住。

亚伯拉罕之后，人们可以看到当地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族长。然后墙上出现了一片广阔的景象：茂密的棕榈树中间点缀着成群的人、教堂、墓园和田野。这比任何标签文字都更能说明展览的轨迹。

对这位即将离任的馆长来说，这次展览的主题和选址都再恰当不过了：回归最初，让被洪水吞噬的原初时空重回视野。

“法老之后的信仰”正是为了展示信仰自身的发展过程，探寻这三种伟大的一神论宗教如何从信仰诸神的历史中脱胎而出，它们如何彼此碰撞，又是如何相安无事。展览的另一个目的是呈现信仰如何形成，如何表现，以及如何被国家、宗教组织和个人运用。


罗马国崇拜埃及的神明：罗马军装上有化过妆的霍鲁斯和阿努比斯(Anubis，埃及引导亡灵之神)像。一位鹰头罗马人骑在马背上，手持长矛，既代表了过去的霍鲁斯也代表了即将到来的圣乔治(St George)。基督教的圣像采用了埃及人信仰中最受欢迎的图景：膝头坐着婴儿的母亲。后起的伊斯兰教把所有的精华都吸收了，例如原始而鲜艳的色彩和动植物生活的图案，然后将它们运用到设计领域：从克伦尼装饰毯(Clunytapestry)到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城邦的建筑立面，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面貌。

对作为个人来说，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利用宗教来寻求帮助。采用的途径有：祈祷、符咒和护身符，以及十字章、十字架、旧神、七角王冠和大天使加百利。人们还会把护身符做成象形文字、科普特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版本。

这次展览的主题词是“共性”。尼尔馆长将跨越1200年的物件和图画收集起来，通过精心编排，讲述了一个我们现代人叫做“共存”的故事。当时的社会确实如此。

从前的埃及人，无论信仰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过着几乎完全一样的生活，只在祭拜的细节以及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缴纳的代替征兵税(jizya)上有一点点区别。他们做同样的行当，使用相同的工具，吃一样的食物，也跳同样的舞蹈。他们一样地繁衍、结婚、死亡，并没有什么差异。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街上流行起头巾(hijab)之前，女人的裙子是判断城乡社会经济地位的唯一标准。那么，如何通过一只花瓶、一件外套、一支钢笔或一只蒸煮罐看出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比较安稳地生活在一起呢?


历史上，埃及人总是擅长保存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埃及干燥温和的气候、尼罗河流域形成的明确的城市中心、悠久而(相对)稳定的历史，以及较早建立的官僚机构和文档都意味着这片土地蕴藏丰富，而这些藏品重见天日时都完好无损。

我在一张画着小小符咒的纸片前徘徊了很久。请求画符咒的人叫做阿卜杜拉(Abdallah，阿拉伯语)，意思是上帝的仆人(God'sservant)，无论对犹太人、基督徒或穆斯林来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名字。从符咒看不出他信仰哪种宗教，但有什么关系呢?他只是一个生命有限的普通人，需要更崇高的力量的帮助。

“法老之后的信仰”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强调共性：共同的经历和需求。历史塑造了我们的意识。在西方社会，一个国家“正常”的状态是公民只能有一种信仰，数世纪以来从未变过，而这恰恰是“中东”地区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首先，他们平等地对待众多神明;其次，就像展览展出的那样，前两种一神论宗教出现并初具规模后，他们的先知和传说故事便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交流融合，而第三种宗教汲取了前两种的元素并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创造了一种通用语言。

这几种宗教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形成的，所以信仰它们(或被它们感化)的人们必须找到和谐共生的方式。他们也确实做到了。那片土地是当时世界的中心，不仅出现了早期的思想和群落，还有活跃的先知和神明，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平衡。当然，差异性也是存在的：在压力的驱使下将人们分成不同的群体，让他们彼此敌对，让社会动荡，然后坐收渔翁之利。这种断层线的出现一定有其政治目的，也必然由权力操控。

每当(社会的)一种美好的品质(这里指宗教多样性)变成阿喀琉斯之踵的时候，都让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悲哀。


1753年决定建立大英博物馆的法令的初衷就是让参观者透过古代和近期的物件，来审视当代政治和国际关系。我想来参观“法老之后的信仰”的观众会发现自己很好地踏足了这个初衷。虽然展览表面上和政治没有瓜葛，但什么能真正和政治脱离干系呢?在我看来，社会的默认模式似乎一直是人们和谐地相处，人们的生活圈即使有很大一部分重叠也不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基于信仰的冲突总是由经济状况或政治强权引发，是一种畸变模式。

今天，我置身于何鸿卿爵士画廊，环绕在身边的展品一次又一次让我产生上述想法。我看到一个介绍性的短片，画面上是一群年轻的基督徒在保护正在做礼拜的穆斯林，而这群年轻的穆斯林小心地围着一座教堂。短片并没有显示拍摄时间恰好是革命爆发的2011年。2010年元旦前夜，亚历山大市一座教堂被炸弹摧毁，当时里面正在进行子夜弥撒，20多人因此丧生。当然，丧生的是清一色的基督徒。

警察局逮捕了一个穆斯林萨拉菲派(Salafi)的年轻人，将他严刑折磨至死，然后对外宣称他已招供。之后，调查证明爆炸案是警察局蓄意而为。我们心里都像明镜一样。这种事绝非偶然，也绝非仅此一次。因此，在伟大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人们尝试着重拾对生活和命运的自主权，这两个宗教团体也团结起来，相互保护，共同对抗企图挑拨离间的国家安全机构。

我离开了放映地，边走边发微博。我们正在为我的侄子，Alaa Abd El Fattah，以及其他几个年轻的激进分子酿造一场“微博风暴”。政府名义上指控他们参加“抗议活动”，将他们关押在塞西总统监狱(President Sisi’sprisons)，但实际上是要隔离并消灭他们。我在红修道院(Red Monastery)中教堂顶部的大壁画展览前面停下了脚步。离开开罗之前我参加了一个为马斯佩罗的烈士(Martyrs of Maspero)举行的仪式。

这27名烈士是2011年10月在埃及广电大楼前和平抗议的时候被当局杀害的，而Alaa和他的伙伴们在其朋友牺牲的现场收集资料时被当局发现了。国家和教会企图给烈士打上“自然死亡”的标签，但遭到了这些年轻激进分子的阻挠。大屠杀正发生的时候，国家电视台还在大声向观众控诉基督徒袭击埃及军队的“恶行”，号召穆斯林站出来保家卫国。


试想一下，为什么宗教要进行革命，要反抗现在的政体和上层社会。如果革命成功了，国家就会认可它们。然后，部分宗教机构将可以独立运行，与国家事务保持一定距离。这将是人民的幸运。在这种距离里，人们的生活才有转机。

下一个房间的展柜里有一本书(《奇迹之书》)，将我的思绪又带回了展览，也给了我片刻的欢愉：这本14世纪末的书上画着一个头上长角、全身毛茸茸而且大腹便便的恶魔，活脱脱现在日本漫画里的形象。想到想象世界也是如此的相异又相通，我更觉得开心。


这时候我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一张图：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耶路撒冷的地面上，周围站着十个以色列士兵。是的，十个，我数过了。她将被指控犯下持刀威胁士兵罪。我的正前方是一本阿拉伯语写的希伯来圣经手稿，墙上挂着一幅犹太人丢失在埃及的宝藏图。而我手机里男孩们和女孩们惨死的照片整天都在不断地更新。《卫报》(TheGuardian)读者投书栏也充斥着对以色列进行文化抵制的争论。你看：就在我们世界的中心，他们披着宗教战争的外衣展开政治冲突。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为什么老牌英国殖民主义要以苟延残喘之力在该地区的中心事务中横插一脚?为什么他们要宣称这片土地违逆了2000年的历史传统，要将这里变成只有一种信仰的人的家园呢?假定这种无聊的想法是合理的，那么除了将原住民赶尽杀绝以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达到目的呢?

在这片土地上，信仰犹太教的埃及人(从“法老之后的信仰”可以看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以及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埃及人、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早就在一起共同生活了。或许1918年出现的殖民主义想法是为了将欧洲的犹太人移入该区?但即使这样也无需如此赶尽杀绝吧?

数年以来，这片土地已经接纳了许许多多受西班牙宗教法庭和欧洲多方迫害的犹太难民。而且，当1936年第一批欧洲犹太难民乘船到达现在以色列的海法市(Haifa)时，巴勒斯坦人一如既往地欢迎他们，就像过去接纳其他难民一样。


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呢?炫耀帝国的余威吗?1948年以色列独立，而促成它的却是臭名昭著的拉冯事件(Lavonaffair)中蓄意计划的爆炸和苏伊士运河战争——全是企图将犹太人从埃及分离出去的政治事件。

展览的开始部分有一个六世纪的手稿残片，画的是亚历山大的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无视六翼天使仍在神庙(TempleofSerapis)中就傲慢地坐在了神庙顶端。这幅图立刻让我想到在耶路撒冷所看到的：一个玻璃展柜里放着一座想象中的第三圣殿(TheThirdTemple)大模型。

展柜放置的位置刚好可以让人们透过它看到岩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同时也可以通过原地新建的圣殿想象那座已被夷为平地的七世纪建筑。当时发生了怎样惨烈的事件?它听起来好像一场噩梦，但在今天越来越可能重演了。


离开画廊时我心里思虑重重。但是在中庭的人群中我却看到了希望，希望正在形成：穿着、语言、肤色、年龄和经济状况参差不齐的各色人等都可以随意来这里参观，他们或闲聊着或正激烈地讨论着。

麦格雷格在任的13年将所有优秀员工的智慧都发挥了出来，也将优秀的藏品范围一扩再扩，奠定了大英博物馆作为“为世界所有，服务于世界”的一流博物馆地位。它的世界性不仅体现在参观者、名誉和藏品上，还在于它的关注点。在众多的参观者中我似乎明白了一个全球化社会的模样，也明白了一个文化机构在其中所能做的事。

我想说：人人有责。当西方人在热烈地讨论、分析并展出埃及和中东的历史和现状时，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战斗，不仅是政治战争，还要对抗企图将政治战争转化为零和的宗教战争的利益团体。随着后现代梦魇“达伊沙”(Daesh——“伊斯兰国”，我拒绝使用ISIS这个名称)的出现，这些利益团体获得了一定的胜利。

战火虽然在这片土地上燃烧，硝烟却蔓延在全世界。善意运用最重要的资源并寄予良好愿景的文化介入，比如“法老之后的信仰”展览，是燃起希望的关键所在。人们只有思考历史才能对当代政治和国际关系有丰富、正确的认识。

“埃及：法老之后的信仰”正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展览结束时间为2016年2月7日。

本文发表于英国《卫报》。作者系《开罗：转型之城》(Bloomsbury出版)的作者，也是大英博物馆的一位董事。

编辑：徐啸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