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勒·柯布西耶为莫斯科消费者合作社中央联盟设计的总部

苏维埃宫的规划效果图

1928年，勒·柯布西耶为莫斯科的消费者合作社中央联盟设计一座新总部。他的方案具体落实为莫斯科东北角的中央局大厦。它是一场“玻璃和混凝土的狂欢”，还采用了高加索的红色凝灰岩。今年正值勒·柯布西耶逝世50周年。本文反思了这位伟大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在莫斯科倾情五年对历史和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勒·柯布西耶（原名Charles-Edouard Jeanneret-Gris）由于为日内瓦国际联盟宫做的设计遭拒而与西欧决裂。在该项目的主楼设计中，柯布西耶大胆地抛开数百年的传统，更注重功能而非固定的形式，因此遭到否决。更讨喜的方案则来自以新古典主义风格着称的74岁的Henri-Paul Nénot，他曾设计索邦神学院。当时的法国和瑞士思想温良保守，无力接受柯布西耶对现代城市超前预见，所以柯布西耶走出了在其整个事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将目光投向了东方。

柯布去东方

但柯布西耶想在刚刚起步的苏联寻找什么呢？是得到渴望的尊重？自然是：当时正在重建苏联城市的是一群对铝材和玻璃非常痴迷的构成主义建筑师，他们很崇拜柯布西耶的作品，希望以他的作品为鉴来建造共产主义者们的功能性建筑。但更重要的是，柯布西耶认为布尔什维克有做“宏大作品”的潜力：“莫斯科大剧院含有宏大意味。它还象征着所有的事物都要尽可能宏大，最宏大的理论、最恢宏的项目。最大化……”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柯布西耶从来都不缺的话（虽然多年以来，尤其是今年，他在这方面饱受责难），那便是尺度感。

在“现代巴黎”项目中，他的规划让该区原有的豪斯曼风格（译注：Haussman，19世纪比较激进的巴黎城市规划师，十分注重林荫大道）变成了贝杰曼风格（译注：John Betjeman，20世纪英国田园诗人、建筑保育主义者）。他提议将塞纳河北部几个中心区的大部分都夷平，然后在上面建造一系列60层高的十字形大楼，形似一片麦田。

柯布西耶在莫斯科的最后时光也在类似的宏伟规划中溜走，之后的很多个时期他也是如此，其中最着名的是他为新独立的印度的首个规划城市昌迪加尔的建成环境做了许多贡献。但这样一位既自负又有前瞻性，既有影响力又遭人冷眼的建筑师与苏联合作为何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因为他在苏联的这五年刚好处在以下几支历史杠杆的支点上：勒·柯布西耶的事业、战争之间的苏联政治（体现在建筑上），以及延续至今的莫斯科发展和重建进程。

1928年，勒·柯布西耶受邀参加了一项封闭式比赛，为莫斯科的消费者合作社中央联盟设计一座新总部。最终他的方案胜出，具体落实为莫斯科东北角的中央局大厦。它是一场“玻璃和混凝土的狂欢”（Hannes Mayer），还采用了高加索的红色凝灰岩。该项目是当时夭折在国际联盟宫的设计理念（最重要的是人流交通；柯布西耶认为行政楼要解决的问题和城市规划师们要解决的问题实质一样）的集中表达，现如今是联邦统计署的所在地。很巧的是，统计署恰好监管着功能主义建筑和城市规划有效与否的多项指标。

莫斯科回应

完成这样一座恢宏的建筑并召开过讲座之后，柯布西耶在日记里难掩自己的欣喜之情，“我被人们熟知，变得流行”。这激励他又开始进行“真正的”宏大规划。他开始调查苏联社会情况，深入乡村，并画下了莫斯科街道的草图。他迅速判定莫斯科的城市规划还停留在“马车交通的时代”。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自己的判断和调查主题一样重要，比如他也可以轻易推翻自己的结论，告诉人们等到时机来临，莫斯科就是现代主义革命迅速发展的沃土。但在1931年，他认为自己对莫斯科了解已经够充分，便在苏联方面的委托下同意创作《莫斯科回应》。

柯布西耶的报告内容来自他之前发表的《城市规划与建筑现状的透析》。而《透析》一文又来自他某次从莫斯科到巴黎的旅行中零碎的笔记，在笔记中他不遗余力地支持构成主义者们在主要的工业城市外围几公里处建设“绿色城市”的构想。在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压下，这些“绿色城市”会给人们一些人文情怀。报告指出：

“在这些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到处都洋溢着活力。这让我们这些浸透了学院风气的巴黎人感到有些震惊……在苏联，周日也需要工作，休息日是工作的第五天。人们轮番休息；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有五分之一的人在休息……因此有必要建一些绿色城市供人们在第五天休息时使用。莫斯科绿色城市的规划如下：在海拔高度为160-240米的地块上，开辟出15×12千米大的空地。上面覆有大松林，中间夹杂一些田野和草地。还应该有几条小河，在运动场附近用水坝拦起来形成一个湖泊。它会像一个超级大的酒店，可供莫斯科的居民按照政府精确的时间安排在”第五天休息日“轮流来休憩。因此，建筑的难题就在于为个人或家庭建造合适的休息空间，将它们整合进一栋大楼，并将这些大楼巧妙地分布在场地上。”

当然，对苏联当局来说，柯布西耶的《回应》太乌托邦也太离经叛道了。他一意孤行，提议只保留莫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红场、莫斯科大剧院和列宁墓（一座极为朴素的列宁主义者文物），其他全部铲平。之后在原地建造一座集中式城市，市内明确地规划出商业区、贸易区、娱乐区和住宅区。住宅区里将会有许多座大型预制构件公寓楼，四面均由公园环绕：典型的绿色城市特征。而这些十字形住宅楼高高地矗立在市中心，每栋可容纳人数大概为50万到80万。

苏联官员们刚刚否决了本国建筑师提出的绿色城市规划，认为提议既不切实际又太过昂贵，所以很难去接受一个法国籍瑞士人类似的建议，何况他认为这些激进的想法不仅应当被采纳，而且还应以铲平莫斯科市中心的老教堂为代价。于是柯布西耶的《回应》毫无悬念地被拒绝了。雪上加霜的是之后在为苏维埃宫的设计举行的竞赛中，他的参赛方案被苏联当局粗鲁地抛弃了，最后胜出的是新古典主义遗老保利斯·约凡（Boris Iofan）的方案。历史重演了，另一个欧洲政权也证明了自己缺乏基本的现代主义鉴赏力。柯布西耶一怒之下重返法国。

另一个给柯布西耶未来主义的雄心烧了一把火的政权恐怕更要惹人争议：法国维西的纳粹同盟政权。

从莫斯科到全世界

从建筑表现上来看，1928到1932这几年无疑对柯布西耶的整个事业生涯和20世纪的俄罗斯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莫斯科回应》在1933年再版为《放射状城市》（La Ville Radieuse)，内容仅做了微小的改动。其中形成的城市总体规划（所有与莫斯科有关的痕迹都被抹掉了）几乎成为他之后所有设计的基本方法，例如马赛公寓、南特公寓、柏林公寓和昌迪加尔的建筑，甚至他没有直接参与的众多项目，像巴西利亚的放射状城市规划和战后大不列颠的住宅区规划。换句话说，整个20世纪建筑和规划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可以说直接来自俄国人（例如莫伊谢伊·金兹堡、Mikhail Barshch和康斯坦丁·梅尔尼科夫），同时也是莫斯科在集体化前些年里形成的独特的心灵地图的产物。这份遗产在苏联前几十年中有创造力的学生们中应该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

同样，苏维埃宫的落成长期以来被人们看作是斯大林新古典主义建筑、装饰艺术、宣传丰碑、战后建筑形式和乌托邦式功能主义的开端，但这一转折（勒·柯布西耶或许是最大的受害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展现。

人们只需要看一眼莫斯科七姊妹公司（Seven Sisters）的建筑轮廓或者去地铁上感受一会儿，就能欣赏到建筑领域的这一转折对该市的建成环境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斯大林对俄国文化和审美基础建设的干预和控制，直接导致了现代主义城市改造毫无用武之地，而这也正是中央集权、个人崇拜和恐怖的高度斯大林主义最显着（最持久）的特征。然而，很难说柯布西耶对这次转折有哪些直接影响。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否决现代主义者为他的新宫殿做的提案可能只是因为他对多立克式柱和顶盘毫无免疫力。但可以很客观地说，柯布西耶一怒之下撤出苏联暗示了斯大林主义将从世界范围的国际主义收缩为只针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在反思德国天才建筑师格罗皮乌斯（Gropius）和门德尔松（Mendelsohn）被拒的参赛方案时，德国建筑师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说，“苏维埃宫设计竞赛的优胜方案让西方所有激进的建筑师都充满了愤怒和怀疑”。

之后的几十年里，这种情绪在西欧的各种激进分子那里都可以感受到。但不管怎样，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柯布西耶就得以在历史上崭露头角并牛刀小试，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要看出柯布西耶对俄国现代的影响并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由于数年来都无法实现斯大林在1935年提出的莫斯科总体规划，莫斯科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接受了无数引人注目的革命性规划方案，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开放。2015年10月，第五届莫斯科城市论坛（Moscow Urban Forum）在马涅兹大厅（Manege Hall）举行。大厅后面有一家名为斯特列尔卡（Strelka）的机构，成立于2009年，宣称“要改造俄国城市的文化和自然景观”。这两个单位可能都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给莫斯科定位，因为这些年又有三种新的总体规划方案诞生：前市长鲁兹科夫（Luzhkov）的“2010总体规划”；2012年设计竞赛优胜奖得主Antoine Grumbach和Jean-Michel Wilmotte提出的将莫斯科面积翻番的总体规划；还有2013年城市论坛中索比亚宁市长（Mayor Sobyanin）提出的新郊区总体规划，据称将会在2015年动工。我敢说这段时间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案出现。莫斯科的良心市长索比亚宁提出的方案最鲜明的特点是采纳了柯布西耶式的理念，例如将旧建筑推平，强调建筑入口和公共交通的可达性，以及将城市周边的区域改造成文化和就业区。前文化部长谢尔盖·卡普科夫（Sergei Kapkov）也用了类似的手法将莫斯科的公园和公共区域成功改造成当地市民喜闻乐见的休憩场所。因此年初卡普科夫的高调辞职让很多人担心莫斯科近期某些较有成效的规划活动可能会被暂停甚至被推翻。人们可能会认为现在到了重新审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眼中的“莫斯科所具有的非凡潜力”的最佳时机，从而也看出他对俄国现代的进一步影响。

也许莫斯科是时候再问问自己：如果柯布西耶在，他会怎么做？

（作者系俄罗斯文化杂志《卡尔弗特日报》撰稿人，李亚迪翻译。）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