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2日下午，由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共同主办的“临时性事件——作为事实而存在的艺术”展览于星星艺术空间正式开幕。展览共展出了11位艺术家的优秀作品，他们虽然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版画系，但展出的作品却以影像、装置、音频为主要形式，这也呈现出当代艺术特别是当代青年艺术的跨界、跨领域创作现象，艺术家们正以其无尽的创造力改变着我们的艺术世界。展览现场充满新奇与偶然，没有既定的空间排列，没有人为的视觉引导，绕过一根廊柱，就可能遇到惊喜。作品、观者形成了对话，这种互动充斥着不确定因素，一切都是未知。而将观者纳入展览本身的剧场性呈现，消解了固有的观展模式，实现了观众的即时参与。正如田萌在主题说明中所言“在对话中，人们参与了艺术意义的构建，同时，也能看到现实的裂隙及背后透过来的光。”

开幕嘉宾及部分参展艺术家

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肖凌致辞

 

作品类型丰富多元是展览的一大看点。窦玉龙以生活食材呈现的作品《三段剧本》以及艺术家“99”关于时间和生命的绘画装置《假如》让人耳目一新。张钊瀛的绘画装置《人民广场》则成为了展览焦点，受到观众的青睐。

 

《新世界的诗人》  董勋  绘画、影像

《人民广场》 张钊瀛  绘画装置

《滚烫的浮云》 钱丽丽  摄影

《失语——一笼馒头》 谢冰鑫  综合材料

《南方公园》、《未知地点》、《群》 余果  数字录像

 

本次展览呈现的作品无论影像、装置还是绘画，其主题都是日常经验的再处理，这也与“作为事实而存在的艺术”相呼应。而前言中提到的“人民并没有走进艺术”让我产生联想，引发了其他的问题：当“艺术介入生活，艺术服务人民”成为了宣传标语、文化政策，我们又是否会像格林伯格在《艺术与文化》一书中提到的那样“无法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就将所有文化降到大众的水平来讨好他们”?当代艺术在庸俗文化（流行的、商业的艺术和文学）成为主流文化的今天，该如何在介入生活的同时不至于成为迎合民众的廉价方式?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
 

【99专访】
 

田萌 策展人

 

田萌：最开始确定“临时性事件”作为展览主题，是基于我个人的一些工作经验。在很多场合，朋友常常问我，某某作品是什么意思？它表达了什么意义？他们认为，专业的人掌握着艺术意义的密钥，并且有义务对这个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事实是，无论我如何解释都不能令其满意。对艺术的认识往往是需要条件的，比如专业知识、历史知识以及经验常识等等。情况常常是，即便面对一件抽象作品，他们仍是按照写实作品的思维来理解。他们不是不知道条件的变化，只是，在具体的理解时，他们还是会停留在某种思维的惯性中。某种意义上，这个经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面对艺术带来的困惑，人们总是渴望马上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对他们来说，艺术存在于纯粹的阐释中。艺术依赖于阐释，可是，阐释的基础则是艺术存在的事实。

一般的思维的惯性常常表现在跳过事实而寻求意义。之于一次展览，如果还是急切地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物体形像一样令人满意，那么，我们就会忽略艺术作为事实存在于那里给人造成的影响。因此，人们在展览中与艺术的关系不只是阐释与被阐释的关系，还是一种遭遇的关系。在这种遭遇中，我希望观众能够更加积极地感知、认识并参与艺术意义的建构。至于主题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对应。主题提示的是一种认识的关系。艺术家只负责自己的创作，并不为展览的主题负责。不过，就本次展览的作品而言，我更加主张作品的互动性、偶然性与对日常经验的再处理。互动性的意义是观众可以通过身体或想象力的介入，来获得一种新的感知经验，比如窦玉龙、张钊瀛、九九、李丽的作品。偶然性更多体现在艺术家的创作方法上。艺术家在创作中认识中，偶然性常常可以能为一种封闭性的思维打开一道裂隙，比如董勋、鲍大宸、谢冰鑫的作品。日常经验的再处理让观众既能看到熟悉的日常，而又无法把握或一时难于理解这些日常，经验既能投射其中，又无法完全有效，比如余果、郑菁、钱丽丽、黄沭凎的作品。这些特征落实到具体的作品中并不一定完全确切。

 

田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格林伯格对“庸俗文化”的批判是和对“前卫文化”的辩护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当时的文化政治密切相关的。脱离这些前提和条件，单纯地讲“庸俗文化”不一定那么恰当，比如1960年代之后产生的“波普艺术”正是对格林伯格的“前卫文化”的反动，这种反动同样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下的。“人民走进艺术”可能是一种表述上的误解。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展览强调观众与艺术之间的遭遇关系，同样强调艺术存在的事实的重要性。或许有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他们以为，艺术的事实是不用说的，它就在那里，谁都可以看得到。可事实上，艺术正在或一直存在于这样的危险之中，即，艺术的事实正在无边的阐释中消失。用某一种方式定义艺术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是一种事实才可能进入阐释系统。如果把“事实”从艺术向外延伸，你就会发现“事实”常常是被视而不见的，关于“事实”如何从人们认识中被抹除，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描写得非常精彩。

我们常常说“艺术反映社会”，但很少说“艺术就是社会”。如果我们将艺术社会存在的一种事实，那么，艺术就更能体现出其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走进艺术，而是遭遇艺术。我想，这种遭遇性与“庸俗文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艺术在很多时候更多是作为某种象征性的符号而存在的，这种象征性在资本和权力的共谋下常常会抽空艺术存在的事实。至于你说的如何“不迎合”民众的廉价方式，我想这需要艺术家解决对艺术条件和文化逻辑的认识，以及艺术家的批评和实践能力。当然，对于具体艺术家，迎合不迎合有时候只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李强 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 著名艺术家

 

 

李强：我们油画系的教学并没有界定于油画系这个名称，这是几十年前的一个划分。跨领域创作我觉得都是一个手段，然而手段是被使用的，表达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影像也好，装置也好，绘画也好都无所谓，只要适合于创作者个人的表达，这是关键。特别是这种空间具有实验性，所以这种实验性的表达更有意义。

九九  参展艺术家
 

九九：我回头看之前的作品，发现有些共同的特点：我在创作上十分单纯，要么是一根线的延续，创作过程没有计划，是随性和未知的。虽然有一定的空间限制，像今天的作品在布上的空间，但是这个作品最终如何结束，如何完成是没有任何界定的。《假如》一直书写公元的年数，从100年前开始写，最初的想法是文明数字的历史连线。在这个过程中我在试着思考假如的文明、遇到的事件，思考关于人类的危机感。在《假如》中我加入了人性，我让人躺在画面上，勾出他的形，在单纯的元素上传达两个事情：时间和人。对人来说，生命和时间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只有一次，而时间的速度无论长短，无论你活多少年，它对每个人是一样的。我认为作品是艺术家和观众需要共同思考的东西。特别是我自身的创作，不是我作为艺术家将我得出的答案献给大家，我想和观众一起思考，产生问题。

 

九九：之前的作品一般没有人物形象。最近发生法国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但是我回头思考整个过程，就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结构来说，这是恐怖袭击，但是这到底是什么事件？本质是什么？这个事件可能不是我们处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中定义的那样，我们需要自己去思考。

 

《假如》 99  绘画装置  

郑菁 参展艺术家
 

郑菁：这是一个整体的作品，是一个牛的项目。我跟屠宰场签了合同，包括我给牛最后做的道具，展出的只是这个作品的局部，都是记录死亡时间。这些视频把牛的死亡时间记录下来，其中一组是我将牛生命消失倒地一瞬间的时间拉长，取名叫《最后的舞蹈》。

 

郑菁：我认为这只是个体艺术家的认知，跟我没有太多联系。我的创作有自己的脉络，这是在北京发起的一个项目，展出的只是中间截取的一个视频部分。整体作品视频很多，还有材料装置，有纸本，也有文字，这也是我对生命的一种思考。

 

《4′47″》 郑菁  双视频

郑菁作品

 

李丽 参展艺术家
 

李丽：一次我去日本驻留，看了很多日本电影，我让周围认识的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推荐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日本电影、动画、综艺节目。之后我找到片源，把声音单独拿出来，不要画面，同时过滤到不需要的音频。让后将这些音频整合成6个，现场听到一个喇叭中播放的可能是3到4部电影的叠加。我选取的都是女性的话语，都是肯定句或否定句。我不太懂日语，根据字幕做的剪辑。实际上这个片子剪完播放的时候，对我已经没有意义，我已经听不懂我的作品。它是纯粹的一个声音，或是噪音。

 

《空》 董勋  数码照片

《三段剧本》 窦玉龙 装置（局部）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结语】
 

 “临时性事件——作为事实而存在的艺术”对日常经验的消解重构，对偶发事件的呈现处理，带给我视听感官上的愉悦和惊喜，但同时剩下更多的是思考：当跨界、跨领域创作成为一种习惯，今后的当代艺术展该如何定性?在自媒体时代，在文化高度普及的今天，当大众参与艺术意义构建时，艺术史该由谁来书写？等等。片面追求艺术的阐释，跳过存在的事实而寻求意义或许正是大众无法真正理解艺术的原因。正如艺术家99在本次展览采访中所言：“作品是艺术家和观众需要共同思考的东西，重要的不是答案的呈现，是和观众一起思考，提出问题。”